中国现代自传文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以胡适的《四十自述》、郭沫若的《沫若自传》、郁达夫的《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以及《巴金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钦文自传》《林语堂自传》等为代表,构成了我国现代自传文学的第一个高峰。现代自传的创作主体是作家,现代作家自传从个人的视角描绘了一幅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长卷、心灵和风俗画卷,展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心路历程,构成了一幅鲜活生动的现代文坛群像图。现代作家自传既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又对当时的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进一步解放个性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也成为新时期以来自传文学继续发展的基石和重要资源。中国自传现代性的发生肇始于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束缚自我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崩解,个性获得极大释放,自我重新发现,一定程度上获得解放的人要求表现自我、张扬自我,这种要求与外部条件遇合,催生了现代自传。向来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无自传传统,但以《浮生六记》为代表的优秀作品仍然是现代自传发生的重要民族文化资源。这部古代自传在1920年代的广泛传播和西方自传的译介形成为合力性因素,为我国现代自传的登场进行了预热。一些理论倡导者、西方自传的译介者、出版商共同为现代自传的发生作出了类似于“助产士”式的贡献。自传创作需要自传冲动和动力,现代作家大多在刚刚步入中年时即热衷于自传创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自传文学重要性的认识和开辟文学新路的自觉;另一方面则因为这批自传作家都是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文化英雄”,他们有通过自传确认这种新“文化英雄”地位、进一步建构文化话语权的潜在意识;第三,解决生存压迫和突破文网压制也是部分作家进入到自传创作领域中的驱动力。历史性与文学性统一是现代自传文学的本质属性,也是自传作家创作的双重压力,保持二者的有机平衡殊非易事。作家的身份使得这个难题具备了较好的解决条件,然而真正实现二者有机平衡的佳作仍为数有限。自传又是作者“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的对话、周旋与交战,这一过程就是作者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和建构的过程。作者往往在自传中围绕一个主体身份,塑造多重复杂形象,从而构成性格丰富的立体、圆形而非扁平的人物形象。现代作家自传还以童年叙事的丰富性、忏悔或暴露话语的真诚与大胆为鲜明特色,这也是现代自传体现其现代性的重要方面。相当一部分现代作家的自传也是其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之一,这些自传又富含文学史内容,但在已有的现代文学史中却难以寻觅作家自传的地位。造成这一错位的主要原因是大文类主义盛行和长期的文类歧视,同时也因为现代自传经典作品的数量不够,造成了文学史家对作家自传和整个自传文学的漠视。对现代作家自传的文本细读仍不充分。胡适的《四十自述》、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是现代作家自传中的代表作品,萧红的《呼兰河传》则是长期以来存在体裁争议的作品,将之纳入现代作家自传进行研究虽有尝试性,对于拓展自传文学研究领域却是有意义的。本文将上述四部作家自传定位于现代自传文学的过渡之作、成熟之作、经典之作和特异之作,并联系作者的自传观和自传创作情况,进行文本的研读和个案研究。《四十自述》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作品,然而其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分裂也是最突出的;《沫若自传》因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和文学手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成为研读的重点;《从文自传》是内容和形式都非常独特的自传,在当时和后世都广获好评;《呼兰河传》既被研究者和传记作者作为萧红生平研究的材料库,作为萧红的童年自传解读自有一定的理由,担心将其作为自传会影响其文学地位是完全不必要的。探究这几部代表作品各自特色是个案研究的着力点。现代自传在1930年代前后走过了短短的高潮期,到20世纪末才迎来了第二次发展。但中国自传文学无论是作品的经典性,还是其文学地位,及其“给文学开生路”的贡献,与世界范围的“非虚构”文学崛起态势相较都还不够,中国的现代自传仍有待不断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