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是中国经济政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史学界对王安石经济政策思想的评价至今仍毁誉不一,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是聚讼纷纭。基于此,运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重新考察王安石的经济政策思想,择取青苗法、市易法两个个案,从政策执行异化这一新视角重新分析变法失败的原因。王安石创造性提出的“以义理天下财”的经济政策思想,力图通过拓宽财政收入渠道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以产生财政盈余,然后国家可以提取盈余,以投资于农业生产和满足行政、军事需要,最终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增加。然而,青苗法与市易法频频出现的政策执行异化现象,使得政策落地的结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处于一种相悖的状态,变法不得不以被罢废而告终。在对青苗法政策执行异化的分析中,基于对官僚的“经济人”假设,利用政治锦标赛理论、层层加码理论与共谋理论、惩罚成本理论,分析了青苗法三层级委托——代理链条中,各层级政府政策执行异化的原因。一方面,在政治锦标赛的运作下,作为“经济人”的提举官,不顾地区利益而采取抑配行为以显示自身政绩来换取晋升。州县官员的“主动加码”行为则反向加剧了锦标赛的竞争。同时,在提举官有限的奖励供给下,提举官将州县官员通过其他违规行为获取的私利当作对其的隐形激励,从而换取州县官员为自己的晋升效力。另一方面,受制于中央机构高昂的惩罚成本,惩罚制度成为“软约束”。二者共同造就了青苗法执行异化的结果。在对市易法政策执行异化的分析中,利用市场失灵理论、政府参与理论与政府失灵理论阐述了中央市易法颁布缘由、施行方式与失败的原因。王安石颁布中央市易法,以政府参与市场的方式解决汴京市场价格垄断问题。然而,在“经济人”假设下,政府参与两重目标间的悖论造就了市易务垄断配置资源的交易模式,“官商合一”的身份又将官员的逐利动机和经济资源引向政治市场的非生产性的权力争夺,最终致使市易务因代理成本的激增而难以运转。在新政执行的委托——代理链条中,因权力分配不恰当、激励机制设计不合理与监督惩罚制度的低效,新政无法有效解决作为“经济人”的官员所追求的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无论王安石的政策意图有多好,变法注定走向失败。基于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从新的视角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作出新的解释;同时,利用青苗法、市易法蕴含的丰富史料证实或重构某些经济理论与观点。以论解史、以史带论,以期实现历史研究和经济理论的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