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控制烟草使用,在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通过后,部分国家采取立法手段限制烟草包装。由于烟草包装限制措施可能干扰或限制烟草包装、烟草商标的使用,国际烟草巨头质疑烟草包装限制措施存在对其商标专用权的间接征收、公平与公正待遇的违反等问题。作为烟草包装限制措施的纠纷案的典型代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乌拉圭出台的《烟草控制法案》和澳大利亚颁布的《烟草平装法案》引发了烟草企业投资者诉东道国的国际投资争端案,投资者国际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指控作为东道国的乌拉圭和澳大利亚分别违反了不得对外资采取间接征收措施和保障给予外资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义务。本文试图从国际投资法的角度,结合前述两案形成的文本以及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大量研究文献的研究和分析,归纳出涉烟草包装限制措施纠纷案的间接征收和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的两大问题。为确定这两类问题,论文论述了间接征收认定标准应如何确定;治安权的适用范围与条件为何;公平与公正待遇的适用标准及其内容要素应如何进行援引与适用;在认定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还涉及商标使用权的有无之争的问题。分析和回应这些问题不仅是上述两个案件的争议的关键,也是评判国家在采取烟草包装限制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内在要求,还是根据国际投资法确定该类限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是否违背公平与公正待遇法律构成要件的关键所在。本文以“菲莫烟草案”为视角,介绍了争诉双方及仲裁庭对烟草包装限制措施的争议观点,运用国际投资法理论和知识研究和分析了烟草包装限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违反公平与公正待遇等问题,最后结合中国烟草包装限制措施的实施现状与挑战,提出中国如何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如何修改中外BITs以更好履行公约义务以及避免国际投资仲裁的完善建议,使中国既履行公约责任,又兼顾外国投资者利益,实现公共利益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