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长期以来被认为只是一种从原语到目的语的文字转换,而译者只是从事一种复制的工作,本身没有什么自主性。但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开始了“文化转向”,并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学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而使翻译学跳出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视阈,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同时,随着中西方翻译理论的深入,翻译研究视野的扩大,也为我们探讨翻译活动在文化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提供了契机。根据权力话语理论,翻译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当中,而是受到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各种各样的权力的制约。这些权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抉择。也就是说,译者总是处在某一时期的某一文化中进行翻译操作,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的、社会-文化的痕迹。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译者,所处的语境不同,便会有不同的意义趋向和意识形态倾向,受着不同的权力话语制约。任何人,在任何时代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无法逃逸或逃脱主观意识色彩之网。 译者无法跳出其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因而,译者在翻译中的决策不仅仅取决于他/她的语言知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正如巴斯纳特和勒弗维尔(Bassentt & Lefevere)所说——翻译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以特定的方式操纵着文学在该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由此可见,译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时的意识形态左右着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策略,改变着译者对具体的语言和文化问题的处理。 本文从意识形态的广义出发,比较了《简·爱》的三部中译本,它们分别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李霁野译)、80年代(由祝庆英译)和90年代(由黄源深译),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译者的翻译实践的。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引言。从本文研究的背景出发,指出研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