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妮.莫里森(1931—)是迄今唯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在她目前创作的十部小说中,作者秉承黑人文学的抗争传统,借助文字为手段,字里行间流露着黑人作家的政治责任感和文学使命感,正如她本人所言：“作品必须具有政治性”(1984：344)。在1993年的诺贝尔获奖致辞中,莫里森更是以“手中之鸟”喻示语言,告诫作家和读者要警惕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由于不负责任或机构审查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和潜在暴力。因为作者深谙这个道理,即语言就是力量,即可以创造,也可以毁灭。作为黑人文学巨擘,莫里森勇于创新并不断尝试多种叙述手法,其风格别具一格,在继承(非裔)美国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对其予以改造,业已引起了国内外评论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却很少有学者将作品的叙述特色结合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阐述。鉴于此,本论文关注作者的叙事手法和政治使命,主要援用后经典叙事诗学理论,着力揭示莫里森叙事手法背后的策略以及艺术特色,并借此解读作者如何通过特定的叙事技巧和手法将种族、性别和阶级巧妙地融入其中,以实现政治鞭策以白人男权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黑人自身在这方面的认识误区,从而达到抗争主流思想和教育族人的双重目的。本论文分导言、主体五章和结论三大部分。导言部分首先对国内外莫里森研究进展简单扼要加以概括,在对热点主题进行评述的同时,更指出学者较少从叙事学入手来解读莫里森作品的现状,进而佐证本论文的可行性和研究意义。其次,透过非裔美国作家的文学传统,这里重点对莫里森作为黑人女性作家的政治使命感加以阐述,进而总结其作品作为社会象征符号,其中所具有的双重批判功能：其一,莫里森借助小说创作,有力地鞭策了美国社会以白种—男权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流行文化；其二,作者也对积极地对黑人族群的文化思潮和社会运动进行反思,引导族人正视历史并就身份问题展开讨论,从而使作品也发挥了一定的教化意义。主体部分的首章聚焦莫里森的前三部作品《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着力揭示作者对于肤色和种族问题的探讨。值得指出的是,这三部作品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适逢美国民权运动和第二次女性运动交汇之际。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针对非裔美国人提出的“以黑为美”的口号进行了反思,彻底颠覆了西方哲学体系中,二元比较的审美形式,从根本上解离了肤色与外在美的关联。在《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不仅塑造非传统人物,彻底颠覆了黑人刻板人物形象,无疑又解离了种族和特征之间的关联,而且在每部作品中都强化“母亲”形象,来凸显黑人社区的根基。第二章则关注莫里森的两部新奴隶叙事作品《爱娃》和《仁慈》。作者在前者中,以美国历史上真实人物玛格丽特·加纳弒女抗争奴隶制罪恶为原型,在精心研究蓄奴制前后的黑人历史和生活后,誓以文字为逝者代言,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仁慈》中,莫里森将背景置于17世纪末期的新英格兰,描绘出一幅白人、黑人与印第安人共存同一个时空的宏大叙事场面。毫无疑问,这两部作品在通过叙事抚慰个体创伤的同时,也重申了后现代历史修正主义观点,即以文字为载体的叙事不仅可以撰写历史,而且可以改写历史,甚至还具有治疗精神创伤的效应。主体的前半部分讨论肤色、种族以及历史和记忆,后半部分的三章则主要从后经典叙事理论,重点分析叙述者、故事结构和话语策略,继续深入阐述莫里森作品中对种族相关主题的立场。其中,第三章重点关注莫里森作品中,叙述者最为显要的两个特点：一是双重叙述声音,二是后现代语境下的多视角叙述。在《最蓝的眼睛》、《仁慈》和《家》中,故事内的第一人称人物叙述者和故事之外的叙述者交替登场,在相互补充信息的同时,也对人物的不可靠叙述加以匡扶。此外,本章也对《爵士乐》和《天堂》中的叙述者和叙事特色进行了深度剖析。在前者中,作者型叙述者不时发表评述,在重申作者复活和权威的同时,也引导读者对人物和事件予以判断；在后者中,莫里森将后现代复调叙事手法发挥至极致,让故事中的女性人物逐一登场,不仅传达了男权社会压制下黑人女性的声音,而且也对种族关系和男女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了思考。总而言之,莫里森彰显作者的权威,其作品中的叙述者与作者存在较大的契合面。第四章“故事情节与结构”,首先关注莫里森作品开头充当“引物”的附属文字,在佐证文学文本“互文性”并彰显作者权威的同时,更就这些引言如何有助于读者解读文本以及深化作品主题展开讨论。在探讨作者作品的情节模式和结构时,重点关注线性、回环、绞线等结构,试图阐释这些内部结构如何服务于作者的意图。此外,也对莫里森小说结尾的主要模式之一(死亡)加以深入剖析,正是这种传统的结尾在赋予情节悲剧性的同时,也升华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论文主体的最后一章,关注言语交流模式中的最内层,也即人物之间的对话。本章首先借用语用学研究成果,结合对话双方的权利关系,就言语的隐含义和反讽进行探讨。其次,也简要探讨言语与人物塑造的关系,充分凸显莫里森笔下奇特人物在发话时具有的戏剧特色和言语标志。此外,在本章莫里森小说中广泛使用的自由直接引语(FDS)和人物独白及其效果加以深入阐述的同时,也就《所罗门之歌》中叙述者与人物言语的滑入和越界现象加以深入分析。莫里森通过人物言语,将对话者之间的权利关系和人物内心活动跃然纸面,毫无例外地使笔下的人物具有了特定的人性。小说是作家以语言为媒介,对人类社会现实的独创性审视和再现。结论部分关注莫里森作为美国后现代族裔作家,在其创作中如何通过后现代民主叙事有意无意地表达作者的政治抱负。总而言之,莫里森在前三部作品中在解离了美国主流社会中肤色与美、种族与格性之间的关联之后,继而在《爱娃》中对美国历史上的加纳案进行了重新阐释,不仅捍卫了种族尊严,而且也为黑人身份争取了足够的自我定义空间,极大地彰显了其作品的政治批判和教化功能。于此同时,作者将黑人女性(集体)前置在大部分作品之中,充分采用双重叙述者、自由直接引语、人物独白和多重视角等叙事手法,从多个维度上积极参与了后现代民主叙事的重构。最后,结论末尾从当代马克思文学理论出发,重申莫里森艺术和政治不可分割的创作思想,更对作者如何颠覆并重塑美国文学正典的努力予以高度评价,无疑为推动美国社会朝着多种族、多文化、多信仰平等共存的方向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