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块古壮字和水文都是由自源字、借源字、拼合字组成的“拼盘文字”系统。这两种文字作为“拼盘文字”系统的典型,是文字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字体系类型。它们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本文我们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结合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比较这两种文字的造字方式、符号体态、文字符号与语言的对应关系等方面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一些相关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如汉字在两种文字中的地位、2011年新发现的甘桑石刻文字与这两种文字之间的关系、“拼盘文字”的共性与特性问题等等。这些尝试希望能对进一步认识古壮字、水文两种文字的个性和共性,研究其他民族文字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论文所做的工作有:一、结合近几年出版的水书译注和2007年出版的第一部水书字典《水书常用字典》,新增了翟宜疆博士学位论文《水文造字机制研究》中水文字表未收录的818个新见水文字形,236个字头。因此,我们制作的水书字表共计1867个字形,551个字头,是迄今为止收字最多的水文字表。二、结合古壮文文献和水书,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分析了古壮文和水文的造字方式、符号体态、文字符号与语言的对应关系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并通过比较研究,探讨了两种文字在这几个方面的共性和特性,阐释了这两种文字的文字性质、文字特点和所处的文字阶段。三、结合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探讨了一些相关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如汉字在这两种文字中的地位、甘桑石刻文字与这两种文字的关系、有关“拼盘文字”的相关问题等。论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一、古壮文是以借源字为主体的“拼盘文字”,水文是以自源字为主体的“拼盘文字”。二、从两种文字的造字方式分析结果来看,古壮文是属于成熟的意音文字类型,而水文属于不成熟的意音文字类型,因为它仍然保留着早期意音文字的特征。三、古壮文能够逐字逐句地记录古壮文文献中的每个词,每个语素,每个音节,属于成熟的表词文字系统。而水文既可以记录水书中的词,也可以记录语段,水文记录语言的完整性和精确度都不高,它兼有成熟的表词文字和不成熟的语段文字双重特征。四、水文符号体态比较多样化,既有符号化较强的字形,又有图画性较强的字形。相对来说,古壮文的符号体态比较单一,字形的符号化程度高。在文献的书写过程中,古壮文自源字长宽比例固定,与借源字会尽量保持一致,而水文自源字长宽比例不固定,很难与借源字的大小比例保持一致。五、古壮文自源字的符号体态是朝着古壮文借源字的符号体态方向发展,而水文借源字的符号体态是朝着水文自源字的符号体态方向发展的。六、两种文字中的借源字主要源于对汉字形、音、义的借用。古壮字借源字中的所借汉字都是楷体汉字,而水文借源字中的所借汉字不仅有楷体,还有甲骨文、金文、小篆、行书、草书等书体的汉字。七、古壮文拼合字和水文拼合字中各个抽象符号的产生时间是各异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古壮文拼合字和水文拼合字的产生时间都是有层次性的。除了以上几个结论外,通过本文的研究和论证,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相关的现象,这些现象可能会对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价值。我们把这些发现胪列如下:一、古壮字自源字和水文自源字的造字方式大体上都可以分为象形、示义、假借、标记四大类。两种文字自源字的造字方式都是以据义造字为主。二、水文自源字中存在大量的异体字。古壮字自源字都是一字一形,没有出现异体字情况,说明古壮字自源字在使用过程中已经约定俗成了。三、古壮文借源字和水文借源字中都有类似汉字中“合文”的字形,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集合字组”。四、水文和古壮字都存在这样一些借源字形:它们与该字的音和义都没有直接联系,我们把这类字的造字方式称为“形借”,汉字(或部件)只是作为记号而存在。五、水族先民在造单个水文借源字时,往往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造字方式,即本文所称的“组合式造字方式”。古壮文中的借源字都是采用单一的造字方式造字而成。六、水文拼合字中的抽象符号没有系列性,随意性较强,而古壮字拼合字的抽象符号类似于汉字的偏旁,它们不是随意的缀加,因为每个抽象符号都有特定的作用和含义,并且抽象符号的功能多样。七、除了有字无词、有词无字或一字多用、同义换读等因素造成了水书中字序与词序的不严格对应外,水书中出现的多余的“衍字”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八、在古壮文中,借源字的数量占了将近98%,足见壮族先民不一般的汉文水平。水文中借源字数量所占比例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水族人民的汉文水平低。从水文借源字中多样的造字方式和对汉字各种书体的熟练运用来看,他们对汉字的理解程度也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