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国有企业实施调整和改革的重大决策,从此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是要改变国有资本一股独大现象,即推动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的联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于是单一的公有产权制度逐渐被混合所有制的多元化产权制度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允许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并积极推动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完善和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而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是一整套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股东、管理层、职工、债权人等)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目的是实现决策的科学。那么,对国有企业来说,实施混合所有制到底具有怎样的公司治理效应?对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混合程度以及不同的所有制主体和企业类别的影响强度又有什么样的差别?这些都是亟待从理论和实践上回答的重要问题。据此,本文以国有企业改革为背景,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2010-2013年沪深A股国有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使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方法,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的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效应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由于混合所有制企业中主要包含国有股份、集体股份、民营股份和外资股份等股东类别,因此,本文将混合所有制同时用股东类别多样化和股东持股性质多样化两个指标来测量,并由此分别探讨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对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冗余雇员、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在不同企业性质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区间条件下,这一影响效应的差异。本文具体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为绪论部分。本章首先描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图,最后归纳了创新点。第2章为文献综述部分。本章对混合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据此分析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由此切入本文的研究内容。第3章是制度背景、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部分。本章介绍了本文的制度背景,并对理论基础部分进行了论述,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设。第4章为混合所有制对公司治理效应的回归结果分析部分。这一章是本文的核心章节,实证分析了混合所有制对股东和管理层代理成本、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冗余雇员以及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了在不同企业性质和不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情境下,二者关系又存在怎样的差异。第5章为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启示,研究不足和未来展望部分。本章即在前四章的基础上对本文的主要结论与启示进行了总结,并基于本文的研究不足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为:(1)混合所有制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效应,这一效应分别从混合所有制程度和混合所有制类别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代理成本(包括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冗余雇员以及债务融资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企业的代理成本、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越低。另一方面,从混合所有制类别来看,民营股份和外资股份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的代理成本(包括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降低企业的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集体股份则会增加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企业的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2)企业性质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效应起到调节作用。在区分企业性质后,从混合所有制程度来看,中央国企的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企业代理成本、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地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程度对冗余雇员有显著负向影响。更进一步地,与地方国企相比,中央国企的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代理成本、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的负向影响更强。从混合所有制类别来看,在中央国企中,民营股份和外资股份对代理成本有负向影响,集体股份对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代理成本有正向影响,民营股份、外资股份与集体股份对企业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有负向影响;在地方国企中,外资股份和集体股份对企业冗余雇员有负向影响。与地方国企相比,在中央国企中,民营股份、外资股份和集体股份对企业代理成本、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的负向影响更强。(3)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也能够对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效应起到调节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分为持股比例低于1/3、处于1/3～1/2之间和高于1/2三个区间来考察,从混合所有制程度来看,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3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企业代理成本和冗余雇员有显著负向影响;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处在1/3～1/2之间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企业代理成本、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3和高于1/2的情况相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处在1/3～1/2之间时,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代理成本、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的负向影响更强。从混合所有制类别来看,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3时,民营股份对企业代理成本有负向影响,外资股份对企业代理成本、冗余雇员和债务期限有负向影响,集体股份对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代理成本有正向影响,对企业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有负向影响;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处于1/3～1/2之间时,民营股份和外资股份对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代理成本和债务融资能力有负向影响,集体股份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代理成本有正向影响,对企业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有负向影响;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高于1/2时,集体股份对企业冗余雇员有负向影响。与其它情况相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1/3时,民营股份和外资股份对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代理成本的负向影响更强,外资股份对企业冗余雇员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强;与其它情况相比,当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处于1/3～1/2之间时,集体股份对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正向影响更强,对企业冗余雇员和债务融资能力的负向影响更强,民营股份和外资股份对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和债务融资能力负向影响更强。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研究视角创新。现有研究在考察公司治理效应时,主要是遵循主流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而本文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分析视角,系统地考察了混合所有制对重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管理层、员工和债权人)的可能影响,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有一定新意。(2)系统地实证研究了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效应。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现有研究侧重于关注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虽然也有少数文献论及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但这些文献主要依据案例和描述性数据进行研究,未能深入和系统地考察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而本文则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系统地考察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现有研究。(3)创新了混合所有制的测量方法。在混合所有制指标测量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所有制性质(国有股份或民营股份),这远不能涵盖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强调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内涵。为此,本文将股东性质分为国有资本、民营资本、集体资本和外资资本等,同时使用股东类别数量的多样化(赫芬达尔指数法)、股东所持股份性质的多样化(熵指数法)等测量方法,这为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提出了系统而且更切合实践的的测量方法。(4)发现了企业性质(中央国企VS地方国企)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持股比例低于1/3、处于1/3～1/2之间或高于1/2)对混合所有制的治理效应有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