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历史街区以保存一定数量规模的历史遗存见长,并以其风貌的完整性、景观的典型性、遗存的真实性、空间的功能性区别于其他街区。由于城镇历史街区自身景观的时间跨度较长,景观的老旧程度明显,与地方城镇的整体发展不协调。为改变城镇历史街区的现状以适应新时期城镇发展的需要,对老旧的城镇历史街区的拆迁升级改造势在必行。城镇历史街区的拆迁改造项目牵扯众多,成为社区居民、地方政府和投资企业等多利益群体共同协商与博弈的舞台。然而在这个舞台中,多利益群体并非处于完全对等的状态。其中,地方政府和投资企业通常是掌握社区拆迁话语权的强势一方,主导着拆迁方案和进程。而街区居民往往是被动的弱势一方,常常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他们在拆迁改造中不仅面临着物质损失,还存在非经济的心理成本,即物质环境改变的影响下居民与居住环境心理联系的隔断及其影响。目前,历史街区拆迁改造项目中居民的心理成本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然而这恰恰是他们如何适应并融入新居住环境的关键因素,对于拆迁改造项目的顺利开展和后续工作都具有重要价值。近些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人文价值倾向”、“可持续发展观”“记得住乡愁”等理念备受关注。这些理念所倡导的核心便是对城镇社区中人的高度重视,其所涉及的内容不仅关注人的物质诉求,更关注人的心理活动,它是政府决策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长远考虑,也是对居民人文生态社区环境需求的理性思考。基于这些理念以及现实需要,本文着重对城镇历史街区中人的环境心理层面进行研究。景观作为人文与自然的综合体,不仅拥有着空间属性,也拥有相应的社会属性,与居民的心理活动、身份认同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由社区居民与景观环境互动孕育而出的景观记忆,包含着居民的诸多情感诉求与多重的价值意义。因此对拆迁区居民景观记忆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理解社区居民与周边景观之间复杂的物理与心理关系,而且能够帮助发现城镇历史街区自身独有的内涵特征与文化传承。本研究遵循公众参与社区管理的理念,践行自下而上的参与模式,探讨城镇居民的景观记忆,通过这种途径深度挖掘蕴藏在景观记忆中的民俗风情、文化传承等内容。本研究利用半结构访谈和参与式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陕西省商南县城西街街区的130位居民进行调研,通过软件Nvivo11编码分析居民的景观记忆。采用GIS可视化和空间分析工具,对景观记忆空间进行可视化分析,为了认识景观记忆的效应,分析了景观记忆与地方依恋的相关性。其中受访居民景观记忆的群体性特征是本文重要研究内容,对其研究能够有效揭示不同群体景观记忆的认知特征及差异,但囿于样本的数量,本研究也仅对不同性别群体、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景观记忆空间特征及差异进行探讨。通过以上探索发现:(1)对居民小时候/年轻时候记忆最深的地方编码归类,获得53个景观节点类目。对其主轴编码得到功能性景观、亲情性景观、地方性景观三种主要景观类型,分别占全部景观节点的87.42%、8.62%、3.96%。(2)对居民的景观记忆进行编码分析,总共得到724个编码。景观记忆的类目存在结构性与集合性,以地方—集体—家庭—个人—情感这五个核心单元为脉络建构起环境记忆、集体记忆、家庭记忆、个人记忆、情感联系这五种景观记忆类目。对居民景观记忆类目进行人口特征分析,其中男性居民与女性居民的景观记忆编码占比分别为59.8%与42.7%,差值为17.1%。两个年龄段居民的景观记忆编码占比则显得较均匀,中年居民与老年居民的景观记忆编码占比分别为55.9%与44.1%,差值为 11.8%。(3)对景观记忆的五大类目进行空间专题制图可视化分析发现,五大专题空间中景观节点的分布整体较为集中,其中栅格密度高值区域呈现出一轴、两轴、三轴与团块状四种类型的空间形态特征。栅格密度高值景观节点主要集中在环城北路、西街、文化路,三条横向街道上。西街社区男性居民与女性居民的景观记忆空间密度高值区域整体的分布格局差距不大。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点,如广场以南的南大街部分、东门以南东环路沿街,男性居民记忆深的地方范围分布远小于女性居民记忆深的地方在空间上的分布。至于中年居民与老年居民景观记忆空间也存在不同点,如中年居民记忆深的地方比老年居民记忆深的地方分布范围广,尤其在东环路,砖厂等地方。(4)对景观记忆空间与地方依恋空间进行多元线性分析,并构建模型,结果显示景观记忆专题与地方依恋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五种记忆空间中,情感联系与地方依恋呈负相关,其它四个专题与地方依恋呈正相关。男性居民的景观记忆空间、女性居民的景观记忆空间、中年居民的景观记忆空间、老年居民的景观记忆空间与地方依恋空间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其中女性居民的景观记忆空间与地方依恋空间之间的正向相关性比男性居民的景观记忆空间与地方依恋空间之间的正向相关性强。中年居民景观记忆空间与因变量地方依恋空间之间的正向相关性是四个自变量中最强的,而老年居民景观记忆空间与因变量地方依恋空间之间呈负向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