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海岱地区邦国林立,族属构成也较为复杂。依据族群认同理论,从他称和自称两个方面,大体上可以将这些邦国的族属划分为“东夷族群”和“华夏族群”两大族属系统。“东夷族群”是一个具有族属意义的他称,其内涵并不直接与文献中常见的、具有多重内涵的“东夷”一词等同。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东夷族群”的构成和分布范围是明显不同的;但从“族群边界”的角度来看,文献中被称为东夷的群体,均是在“中原”或“华夏”中心视角下,位于“边缘地带”的“他者”。因此,春秋时期的东夷族群即是“诸夏”以外的那部分群体。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加剧,使得这一时期东夷族群、华夏族群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和多样。在频繁互动中,东夷、华夏族群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逐渐密切,两者之间的“族群边界”也逐渐模糊。东夷与华夏族群之间族群边界进行调整的过程,即东夷族群的华夏化过程。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时期东夷族群与华夏族群间的交流互动主要涉及邦交、冲突以及联姻这三个方面。春秋时期的东夷族群,在对外邦交方面,频繁参与列国间会盟,定期朝觐华夏邦国;在军事方面,与华夏邦国互有征伐,但是胜少败多,为求自保,不得不选择在军事上与大国保持一致,寻求大国庇护;在婚姻关系上,频繁与华夏族群邦国联姻,并且接受了华夏族群的婚姻观念和礼仪。以上种种互动,使得春秋时期的东夷族群越来越向华夏族群接近,两者之间的族群边界也因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流融合而愈发模糊。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春秋时期东夷族群的文化面貌,总体上有着鲜明的一致性,但具体来看,又因地域分异而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此外,在不同地域范围内的东夷族群文化遗存中,在葬俗、常用器物组合、铭文的书写和使用等方面均能发现同一时期华夏文化因素的影子。这表明,春秋时期的东夷族群不仅没有形成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物质文化,并且在文化习俗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来自华夏族群的影响。春秋时期的东夷族群不仅失去了强化共同祖源记忆、维系共同族属认同的物质文化基础,而且在文化面貌上越发与华夏族群接近。总的来看,分布在鲁南、鲁东南、胶东等地区的东夷族群,在春秋时期的华夏化过程中阶段性特征明显,而且各自呈现出独特的方式和特点,开辟了多种华夏化的途径模式。这一现象一方面与春秋时期的社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海岱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存在一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