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乃悳早年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化论战,他开始接受西方文化,逐渐与传统文化“决裂”。五卅运动前后,他开始服膺国家主义,从此,国家主义成为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常乃悳对国家主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释。由于国家主义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而国家权力过大又容易导致专制独裁。于是他把以自由主义为价值核心的宪政思想与他的国家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以“民主国家主义”代替国家主义,希望以健全的宪政与法治防止权力的作恶。此外,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近代因素,将法家思想融入到国家主义理论之中,提出“新法家主义”。为了适应中国现实需要,常乃悳还将当时流行的职业代表制、联省建国、国家社会主义等学说与他的国家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试图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思想及其主张的最终诉求是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建设现代民主国家,实现国家富强。常乃悳的思想虽然存在局限,但仍有合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