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以德文发表以来,对其解读和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形成了长达70余年的“解读史”。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界鲜有人对这一“解读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考察。这也是导致我们在对《手稿》乃至马克思其他文本的研究中出现不少偏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本文试图从解释学的视角对《手稿》“解读史”作系统的梳理和考察,并进而阐释解释学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全文正文分为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第一部分：分别梳理从前苏联东欧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国学者对《手稿》的解读,探讨前苏联东欧学者的解读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解读模式和中国学者的解读模式的区别和联系,从而在总体上勾勒出“解读史”的轮廓,并进而从解释学的视角提出当前马克思文本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为了全面把握“解读史”的理路,此部分首先具体阐释了解释学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前见”和“视域融合”。这两个范畴对全面把握“解读史”的理路具有重要意义。“前见”是解读者理解文本的先行意识,是解读者本身所具有的总体性思想取向。“视域融合”是指：在解读文本过程中,由问题域的变化所引起的视域运动即不同解读者之“前见”的融合。“前见”与“视域融合”的这种逻辑关系必然使马克思文本在不断地被解释的过程中获得永续的新意义。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在《手稿》解读史中的“前见”和“视域融合”过程。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和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人类生存困境的问题域,由此产生了两种“前见”,即带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前见”(主流)和与之对立的带有科学主义倾向的“前见”(非主流)。另一方面,虽然前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30—50年代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由于受片面的发展观和“冷战思维”的支配,加之人文主义传统的缺乏,使得前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受如何迅速建立与巩固社会主义并加速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之问题域的纠缠,故产生了带有机械论色彩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前见”(有别于西方马克思主义非主流的“前见”)；最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越来越面临着双重困境,即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从总体上说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局部区域出现了在现代化高速发展过程中人的“异化”危机。这种双重困境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既要看到中国社会对科学技术之需求,也要看到人的生存状态之困境,从而也在客观上促使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前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见”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前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前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见”来说,这种新的“前见”也就是一种视域融合,是对马克思文本意义的创造性呈现。第四部分：论述解释学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意义。解释学的功能就在于：通过考察解释者在理解文本时的前提与条件,来探明“理解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我们作为马克思文本的解释者,就是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在创造性的赋予文本的意义中,一方面正确、全面昭示文本的原意；另一方面把握文本的当代价值。《手稿》的解读史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解释学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有机结合必将有助于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