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通过移植与借鉴西方大学模式,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才得以创建,在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大学本土化的核心是突出大学的主体性和民族性,满足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涂又光先生所说的,中国所办的大学应该办成“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还是中国“底”大学(a universityof China)?“中国的”大学,应坚守并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学——这是中国的大学区别于他国大学本质特征,这样的大学才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教育支撑。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首先是大学制度的本土化。从京师大学堂章程到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和实行,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基本定型,多元化的大学制度基本形成。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西方大学制度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从最初的师法日本,再借鉴德国、法国实现日欧大学模式的融合,最终实现了效仿美国的转换过程。这也说明了大学制度的本土化是一个不断选择并寻求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大学校长通过借鉴与融合的方式,对推动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本土化作出重要的贡献。京师大学堂章程虽是师法日本的产物,但张百熙等人主张“上法三代,远采泰西”,对日本模式进行了调适。蔡元培虽认为德国大学最善,但他仍然强调对中国传统书院的继承,以建立中国的大学制度为目的。大学制度转向美国模式也并非完全盲从,郭秉文等人在东南大学的试验是其最重要的基础,重视中国国情使它符合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需要,符合中国历史潮流。大学制度的根基是大学精神,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本土化是以西方大学精神和中国传统大学精神为资源,两者的交汇与碰撞而实现融合,作为大学精神载体的大学校长,通过继承和吸纳、消化和吸收的方式,在半个世纪的探索历程中,荜路蓝缕,通过构建卡里斯玛平台,带领大学人培育出具有特色的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大学制度与大学精神最终都落脚在大学实践之上。本文选择了四所有代表性的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发展的案例,其共同特点是循“道”而动。所谓“道”,即中国传统经典《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涂又光先生称其为中国大学发展的总规律。梅贻琦认为大学的发展总超不出“明德”与“新民”二义也即此义。蔡元培用兼容并包的方法,在价值混乱时代培育了中国近代大学之道,“蓄道”是北大的本土化特征。从小学至中学而大学,南开是生长在中国本土的大学,张伯苓所奉行的“土货化”办学方针,表明其一以贯之地坚持中国大学之道,“持道”是南开的本土化特征。素有留美预备学校之称的清华,曾被指责崇洋媚外,在梅贻琦的努力下,通过移植创新,奉行“全人格”的教育方针,以创造中国式大学为己任,“卫道”是其本土化特征。教会大学在清末因“毋庸立案”而游离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之外,陈垣领导下的辅仁大学,注重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传播,通过移植改造,克服了基督教大学“化中国”为基督教文化的倾向与意图,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为中国社会培养人才,体现出对中国大学之道的回归,“归道”是辅仁的本土化特征。从大学校长的视角来总括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士志于道”是中国大学精神的表述,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与大学之道的耦合,是推动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次,制度建设是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发展的基点,中国近代大学的高起点首先就在制度建设上,通过制度建设确保大学发展的延续性。第三,精神建构是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发展的核心。大学之大的根本在于大学有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其发展的不竭动力。第四,文化自觉是中国近代大学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文化使命。大学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近代中国的曲折发展历程中,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需要大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第五,和而不同是大学本土化发展应具有的全球视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学模式能够完全适合另一个国家,大学没有固定模式,与此同时,没有一个国家的大学能够完全独立于全球化浪潮之外,和而不同,和谐共生是大学本土化发展应有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