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是近代中国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纵横交织的时期。为解决上述矛盾，来自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团体或个人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救国救民的艰苦探索。邹平教育模式与延安教育模式分别是以梁漱溟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士人与农民革命家阶层的不同救国道路与教育实践。本文对二者的比较，是一种异质性比较，二者虽然皆从乡村入手，但路向不同。前者的路向为文化革命，而后者则是政治革命。前者注重对农民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而后者则着重于政治思想教育。但是由于二者都面临贫困落后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即面临相同的社会背景，因而二者异中有同，它们皆有强烈的本土性即中国色彩。二者之成败得失皆对后来的中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重要的启迪作用。 本文正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分析了两种教育模式产生的社会背景，指出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列强侵略所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农村、农民问题凸现并日趋严重，因而救济农村、同情农民的呼声愈来愈强烈。 第二章从解释学的视角来分析延安与邹平两种不同教育模式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出身、性格、知识背景、社会角色与哲学观等不同的“前见”，进而认为二者之不同的“前见”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不同认识，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不同模式。 第三章分析论述在此两种模式背后支撑的文化理论因素。延安教育模式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掌握了中国农民的生存伦理的前提下，在实用理性或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把从苏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 第四章探讨了两种不同教育模式在不同教育文化路向的选择与建构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要差异：即以政统教与以教统政，政治思想教育与人生行谊教育，“政治动员”与“商量办事”，知识分子为“主”还是“宾”的不同。 第五章则总结了同处于中国华北贫困落后地区的两种教育模式的相似或相同之处，二者皆极为重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皆把它作为当地教育的理论指导，具体表现为办学形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实用性、教学方式的平民化和灵活性以及以社会教育为重等方面。 最后为结语部分，此部分由两种教育模式的分析比较得出结论：作为平常时期与非常时期的教育模式，二者各有其所适应的时代，二者在时间上具有互补性。梁漱溟之邹平教育模式之失在于把非常时期当作平常时期，没有认识到农村社会的阶级斗争与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毛泽东之延安教育模式之成功即在于正确地反映并满足了非常时期中国农民的需求，并通过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教育唤起了农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支持。但在建国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仍延续这种非常时期、即战时的教育模式，则失之偏颇。近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失落的现象，使我们认识到伦理道德重建与中华民族精神重建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