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2015年将实际实行26年之久的《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改和修订,对原有的法律中的第五十四条的审查依据也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新法第七十条中将“行政行为显失公正”删除,取而代之的是“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对于这一法条的修改,是我国立法者站在公民社会初步形成和行政权力实际日益扩张的维度上进行合理立法探索,实质上是扩大司法权力对行政系统的司法审查监督力度,从法理来说,就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我国一直以来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能进行合理性审查的局限性,从而使行政法理论中的“合理性原则”不再被束之高阁,而是成为运用于司法实践的有力的司法监督武器。但是在新法实行的5年中,我国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并没有针对“明显不当”的含义和适用范围出台相关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各级司法裁判者在运用这一审查要素对相关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时候会出现适用范围不清,说理不明,法官与法官之间适用条件不一致等等较为混乱的情形。笔者对750个司法案例进行了阅读,归纳和分析,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司法裁判已然超越幅度裁量性行政行为的范围,比如对政府信息公开和房产登记等行为也纳入了“明显不当”的规制范围,这与立法者本来目的是切合的。但是有的司法裁判者没有考虑到基于行政行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应当给予行政机关的行使权力时的尊让,所以有些具体行政行为是不能贸然加入“明显不当”的审查范围的。这其实也就是建立“明显不当”审查范围和标准的难点所在,所以要建立起实施性较强的审查规范就需要保证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动态平衡和划分好各自管领的领域。其次就是对于审查标准体系的设立和完善,目前学术界对于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笔者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应当以合理性原则的考虑因素为审查基石。除此之外,还有行政法中权责统一原则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并且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况,在司法裁判中要给与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保障整体和个案之间的相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