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研究中国早期电影改编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现象,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流行和接受与中国早期电影创作之间的互文和影响关系,并以此问题为切入点来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电影的价值意义,尝试证明中国早期电影并非如某些传统电影史所一言蔽之的是一种落后反动、庸俗无聊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而是一种积极地汲取外来文化资源的、并将它与中国本土文化融汇贯通的、包含了若干现代性经验的大众文艺形式。本论文共分为上下两篇。论文上篇“银幕‘译’史: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早期银幕上”由第1—4章组成,认真梳理和分析了1913-1931年间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改编中涉及的重要导演和重要文本。本篇采用文本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这些作品的改编意图、改编方法、改编条件和改编效果等问题对相关作品展开了个案研究。论文第一章“中国电影跨文化改编的滥觞——《茶花女》与外国侦探小说”指出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开端于小仲马的《茶花女》和外国侦探小说。如果说《茶花女》的改编代表了中国早期电影文化中崇尚哀情、奇情、艳情等“情”的一极,那么外国侦探小说的改编则代表了中国早期电影文化中“非奇不传”、注重情节和悬念的“奇”的一面,它们分别统一于中国早期电影“抒情性”与“传奇性”审美特征。论文第二章“包天笑与明星公司的改编”分析了中国电影早期由包天笑等人改编的、以明星公司为创作主体的三部取材自外国文学作品的影片《空谷兰》、《良心复活》和《小朋友》。论文在指出明星公司在改编中的一些保守倾向的同时,认为这些作品在反映和缓释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产生的社会病症和道德危机等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论文第三章“进步的现代性:侯曜与‘易卜生主义’”分析了侯曜早年根据易卜生的戏剧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创作的三部影片《弃妇》、《一串珍珠》和《伪君子》。论文通过对五四新文学大力提倡的“易卜生主义”对侯曜的电影创作的影响的分析,认为早期电影并非如柯灵等人所说的与“新文化运动绝缘”,而是在提倡启蒙、追求进步的高端层次上显示了积极的“现代性”。论文第四章“莎剧在中国早期银幕上及其它改编作品”梳理了《女律师》、《一剪梅》、《少奶奶的扇子》、《恋爱与义务》、《飞行鞋》等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其它根据外国文学作品改编的重要影片,认为这些改编作品体现了中国电影改编的最初的名著意识和自觉学习与借鉴外国文艺表现手法的主动意识,构成了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书写的丰富面向。论文下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改编现象的理论思考”由第5—7章组成,在上篇的个案分析与历史梳理的基础上,运用了文化翻译理论对早期的改编现象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论文第五章“早期改编的选择、方法、观念”对中国早期电影跨文化改编的本文选择、改编观念和改编方法进行了理论归纳,指出在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盛行的“豪杰译”的影响下,中国早期电影的跨文化改编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以文化“归化”为特征的改编风貌。论文第六章“作为一种文化翻译的跨文化改编”运用了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和勒菲弗尔等人的文化翻译理论,结合具体的改编文本,从作为电影生产资助人的制片公司与观众、改编时代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改编时代主流的电影诗学与美学观念等三个方面对制约和影响早期跨文化改编的若干文化、历史和美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论文第七章“从跨文化改编视角重新认识中国早期电影的价值意义”借鉴了相关“现代性”的理论和米莲姆·汉森、张真等人的“白话现代主义”和“白话现代性”概念,对早期改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反封建礼教、改良社会民生、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科学人权、民主政治等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价值意义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总之,本论文认为中国早期电影之所以在某些传统电影史中被斥责为封建落后的文艺形式,主要是因为时代局限和意识形态话语抑制的结果。我们只有跳开了狭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框框,以一种更加实际和包容的态度,我们才能揭开“笼罩”在早期电影的“现代性”价值之上的“面纱”。研究早期的跨文化改编现象对我们理解中国早期电影生产和创作状况、中国早期电影与外来文化的交往状态、中国早期电影的价值意义以及电影改编理论的自身拓展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