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反垄断法》及其反垄断政策则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市场竞争的利器。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是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技术更迭的加速、社会福利的增进与国家经济的增长。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转型经济体中的经济垄断行为、行政垄断行为、行政性企业垄断的存在,造成了市场准入壁垒、要素扭曲定价及限制公平竞争行为,导致市场竞争格局的改变与恶化。作为我国“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在破除行政垄断、限制经济垄断层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保护市场竞争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功能,是否以及如何对企业的要素配置、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为了探究《反垄断法》的实施微观效果,本文利用《反垄断法》实施的自然实验场景展开研究。长期以来,有关竞争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相关关系,这存在很大的内生性问题,以至于很多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作为外部政策冲击,《反垄断法》的实施,深刻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为进一步研究竞争与研发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机会。与此同时,反垄断的量化领域研究仍处空白,本文研究将一定程度上填补中国竞争政策与反垄断理论量化研究的部分空白,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建设、竞争政策法治完善、反垄断行政执法改革和司法变革提供重要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对我国的反垄断制度背景与规制理论研究进行了深入梳理,发现与西方国家发达的市场经济与自由化理念不同,我国既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垄断行为,又存在行政垄断向经济垄断的衍生控制,两者效应难以分离但又事实造成了执法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与经济结果。因此,为了探究反垄断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策略的影响,本文从3个视角、3个不同的市场分别探究了反垄断政策对企业研发决策的影响机制与路径:第一,要素市场。企业组织生产营运需要投入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然而脱胎于计划经济的要素市场,其市场化进程远远慢于产品市场化进程,核心要素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在长期扭曲的要素定价机制中,要素价格扭曲极大地影响了要素配置与产出效率,企业往往呈现依赖资本粗放驱动的增长模式,―做大而不做强‖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障碍。反垄断针对市场经济垄断行为和行政垄断行为的治理,是否能改变企业微观要素配置方式,逐步改变资本粗放驱动的增长模式从而注重研发投入,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技术市场。反垄断的基本政策目标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加社会福利,反垄断通过削弱市场进入壁垒、限制竞争损害行为从而产生竞争引致作用,那么反垄断政策实施后,竞争引致作用是否在企业技术市场之间产生作用?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否从产品市场的直接竞争逐步向技术市场竞争渗透?技术市场的无序竞争状态或厌恶竞争状态是否向着研发溢出的竞争状态改进?研发溢出的空间效应是值得研究的有趣话题。第三,中间品市场。反垄断行政执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触及因行政垄断权力延伸的经济垄断地位给市场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导致反垄断执法存在严重的行业倾向性,即倾向于具备竞争条件的下游行业,而难以改变上游行业强大的行政垄断势力。虽然反垄断旨在促进与保护竞争,但这种执法倾向性在中间品的纵向市场中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纵向的垄断价格传递与横向的竞争激烈化是否会导致下游行业企业为缓解生存困境而相应地削弱长期的研发投入,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为反垄断执法以及未来的执法重点指明前进的道路。上述三个市场的视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素市场表征企业对投入生产要素的组织和配置方式,是企业内部投入资源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研发投入策略改变;技术市场表征外部企业与企业之间技术竞争的溢出效应,是外部企业技术竞争引致的内部研发投入策略的改变;中间品市场表征企业同处于更接近现实的横向与纵向竞争关系,是反垄断行政执法的现实缺陷所导致的企业内部研发投入策略的改变。因此,要素市场、技术市场、中间品市场既代表了要素、技术、中间品对企业研发的反垄断效应,又表征了内源性、外源性、现实性对企业研发的反垄断效应,既体现了反垄断的竞争引致效应,又探究了反垄断执法存在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探究了反垄断对企业研发投入策略的影响机制与渠道。通过本文的实证检验,得出了如下的结论:第一,要素市场。《反垄断法》在确立竞争中性、创造优质营商环境以及实现企业公平竞争等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本章节通过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反垄断法》的实施作为政策冲击时点,以DID模型设计实证检验了《反垄断法》实施对企业层面要素价格扭曲的整体影响,并检验了异质性差异以及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会降低上市公司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并且对市场弱势企业的整体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矫正作用更大。将要素拆分为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后,发现《反垄断法》对两个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整体要素价格扭曲的降低主要来自于资本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下降。《反垄断法》对整体和资本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作用受到行业特性、政企环境、银企环境的异质性影响,即企业所处行业的资本集中度较高的企业、更依赖政府补贴的企业以及得到银行信贷资源倾斜的企业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受《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下降并非来自资本要素投入价格的提高,而在于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下降,此时,在企业投资效率并未发现明显改变的基础上,研发投入则在持续增加,这一现象说明,受《反垄断法》实施带来的竞争环境改善,市场弱势企业更有动机和意愿进行创新变革,改变对资本要素的过分依赖,转而向―创新驱动‖模式发展。也即,《反垄断法》通过降低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激发企业研发动机与意愿,从而转变企业增长模式。第二,技术市场。伴随着我国反垄断政策的逐步推进与营商环境的逐步改善,市场环境的优化为企业研发创造了优渥的条件,企业逐步注重研发策略的制定与研发成果的维护与积累,并主动参与技术市场的研发竞争。本章节考察了企业间研发竞争行为,考察企业间研发模仿与竞争是否存在空间竞争溢出效应,终而促进企业间研发投入的互动性增长。本章节分析了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在经历模型判别、构建基于Bootstrap的Fisher组合检验、溢出效应检验、嵌套权重矩阵回归等系列分析过程,对企业的横向竞争对手研发竞争效应和纵向行业领导者引领效应两条渠道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竞争对手之间的研发投入竞争自《反垄断法》实施后产生,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横向的竞争对手研发竞争效应与纵向的行业领导者引领效应同时存在,同样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这说明,企业之间的研发策略从内部决策转向外部对标、从研发投入兼顾创新产出,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方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因此,进一步打破市场壁垒,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研发竞争创造更好的竞争舞台,实现良性的竞争态势,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第三,中间品市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与反垄断政策竞争效应的逐步发挥,我国的下游行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完全竞争或者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状态,而上游行业仍然存在寡头垄断的状态。反垄断执法因无法触及上游行业的垄断势力源头,出现了执法倾向性现象,导致下游和上游的执法力度差异化倾斜。本章节以反垄断执法倾向为背景,以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下游企业在面临上游垄断加价、下游竞争激化的环境中,如何进行研发决策的问题。研究发现,反垄断执法倾向性存在于上下游行业之间,处于下游的企业受到纵向势力与横向竞争的双重压力,面临产品成本上升而无法向消费终端转嫁传递且同时面临更为严峻的营业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企业利润被压缩,经营风险上升,研发投入失去资金支持而被相应地抑制了。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反垄断执法倾向性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受到上游垄断势力、产品成本结构、外部资金支持的影响,当企业处于上游强势、中间品成本占比高、缺乏外部支持的环境中时,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纵向势力对比、成本依赖性、资金约束等异质性因素均是通过增加企业经营风险产生作用,反垄断执法倾向性导致下游企业经营风险上升,从而挤占研发资金而导致产生研发抑制效应,证明了现阶段反垄断执法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负面经济后果。本文可能的贡献与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丰富了反垄断微观影响领域的文献。本文以实证的研究范式检验了反垄断对企业研发投入策略的影响,不仅弥补了反垄断对企业微观行为的量化研究空白,补充并丰富了企业研发策略的文献,还为评估《反垄断法》的微观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二,丰富了反垄断影响机制的理论视角。本文以市场资源流向的视角剖析了垄断行为与反垄断政策的本质,认为垄断行为是通过定价权将市场资源向权力主体集中的过程,而反垄断则是将市场资源重新均等化向市场释放的过程,是“效率导向”的资源流动过程。本文系统性地展示了市场主体是如何在反垄断的作用下改变自身的行为模式并逐渐向“效率导向”改进的,这是既有研究所未触及的。第三,拓展了空间计量方法应用的范围。产业经济学、规制经济学领域关于空间计量方法的应用涉及较少,多数集中于地理空间计量,本文创新性地构建经济权重距离,以经济空间计量的方式研究研发溢出,且在空间计量的基础上开发了以Fisher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为基础的空间相关性组间差异检验自抽法,扩展了空间计量方法应用的范围。本文存在局限性在于,由于数据局限性、变量缺失的普遍存在与论文篇幅的限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与研究内容在全面性与完整性上可能存在欠缺,与此同时,空间计量时变权重模型尚缺乏软件实现工具,也为本文技术市场部分的空间溢出效应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认为,未来在反垄断与研发投入策略的研究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有:（1）反垄断执法倾向性不仅存在于下游和上游企业,可以通过寻找不同的研究情境来多方位考察反垄断执法倾向性的危害;（2）寻找并应用更为科学与稳定、确凿的研究方法（比如断点回归法）,以更新的计量技术与视角重新看待反垄断与研发投入的问题;（3）在空间计量方法应用上,空间时变模型与DID模型可以进一步研究,以可以明确考察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时点、不同分组的差异,从而明确反垄断对空间相关性的确切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