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使得流动性(mobility)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黄佩,黄文宏,和张蓁2014)。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流动人口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在这种趋势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普遍现象。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相当于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①。流动人口在中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至关重要的影响越来越为人们关注。从消费视角来看,流动人口对流入、流出地的影响必然是作为一种消费力而存在,这种消费力对流入、流出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商业视角来看,流动性的增加促进了流体消费(Bardhi and Eckhardt 2017)。明确流体消费的性质和特征有助于企业区分固体消费和流体消费,从而完善商业活动设计和预测,进一步激发消费推动国民经济的有效增长。本研究主要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交偏好问题。尽管已有文献对流动人口’的社交进行了诸多研究,但是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缺少统一的概念,未能上升到地理流动性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流动人口管理缺少前瞻性研究;二是对流动人口社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关注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融合,未能探讨流动个体的社交状况和心理文化融合。明确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有利于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对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融合过程进行干预和指导。本研究将从地理流动性的角度探讨人口流动对社交偏好带来的影响。地理流动性,指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外一个国家,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外一个地区(Bibby 1997)。地理流动性最明显的特征是对一个人的生活有短暂打扰的影响,并且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适应。地理流动性会促使人们扩大社交圈子,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能明确扩大社交圈子中的哪一部分?本研究提出从强连接和弱连接角度来解释这一影响。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地理流动性对强连接和弱连接的不同影响以及其中的心理中介机制。我们认为和低地理流动性个体相比,高地理流动性个体有更强意愿扩大强连接和弱连接社交;主动高流动个体有更强意愿扩大弱连接社交,并且这一影响被希望所中介;被动高流动个体有更强意愿扩大强连接社交,并且这一影响被孤独所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