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为了追求金融增长正不停地对老方法进行创新和升级，从而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最好的产品。这个非凡的目标和对金融增长的追求并不是一直都有助于社会进步，而且它有时会对环境带来有害的影响,使人们工作的场所变得危险，使人们接触到有毒物质，使城市走向没落，还会导致其他相似的问题发生。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理念激励企业们不仅仅要注重经济发展，还要注重对社会和环保的影响，这是企业对股东和社会的责任。企业有责任在获取利润的同时履行其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企业遵循某些领先的管理方法以保持财务业绩和社会责任的平衡。新古典主义模型的企业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应在寻求最大利润的同时遵守最低道德标准。另一个企业可能用到的习惯做法是将企业社会责任（CSR）与市场销售战略相融合。消费者可能会因为企业使他们觉得是在为社会事业做贡献而购买一定的产品。最后，优化模式的可持续发展指出企业有道德责任适当地使用资源，并对生态系统产生的任何损失做出赔偿。　　人们通常认为慈善的概念是社会责任的根源，但是这两个概念是截然不同的（见Marrewijk于2002年的研究资料）。以前，企业部门以捐款和慈善捐赠的方式进行慈善活动，但这些慈善活动通常被认为缺乏组织计划且没有明确的决策标准。 Bruch和Walter二人于2005年将此命名为分散慈善，并说明了企业循环发展期一起成长的四种类型的慈善活动。而且，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捐赠应战略上与企业的竞争力相匹配，从而在帮助社会的同时为企业产生相应的回报。战略性慈善行为或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将外部股东的关注热点和市场预期相整合，与此同时也关注企业内部核心竞争力（见Bruch和Walter于2005年的研究资料）。　　学者们将企业慈善比作一种有成本效益的方法，使企业可以更好地改善更宽广的竞争环境，他们认为如果慈善行为不符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企业将不能对社会造成可持续的影响。采用基本经营原则，将企业社会责任变得更强烈，更有效，更关注关键问题和未来的任务（见Singh于2010年的研究资料）。聚焦企业社会责任的重点和资金分配，监控慈善活动以确保这些首要步骤能够真正地被执行之后透明地报告活动的效果。以上几个重要因素可长远地保持企业的竞争力。战略性慈善行为或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资源处理非商界问题的一个承诺，它也有益于企业发展其战略地位。学者们认为它的底线与利他主义的企业慈善统一体相反，也就是只给予而不求回报（见Burlingame和Frishkoff于1996年的研究资料）。所以，正如一句有名的格言说的一样“慈善要从家庭做起”，企业作为企业组织应该谨慎地为自己定位，用更有意义和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它们的社区(见Saiia等人于2003年的研究资料)。从这个观点看，战略性慈善行为可能是企业在改善其竞争环境中最有效益的方法，使企业可以更好地发展和利用基础设施。　　探寻提高企业业绩最好的办法，揭示可能影响企业的发展和改善的事实为学术研究提供广阔的空间。因其股东，管理部门有责任改善企业的财务业绩。Altman于1998年也写道他发现如果企业经济效益已确定，那么企业公民和社区关系是具有战略性的。虽然企业慈善行为可能不会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确实成效，但我们应把其当成一种可以为企业带来巨大回报的策略性投资。企业慈善行为不仅是慈善捐款，这种方法还可提供专家建议、志愿者服务、技术支持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长期承诺。在这里先不强调企业和社会的相互依赖性，企业为了发展健康的社会环境（见Drucker于2001年的研究资料； Porter和Kramer于2006年的研究资料），而且为了自我生存，企业还需要投资发展其经营所在的社区。然而，问题不只包括企业获利，还包括摆脱这种赢利心态（见Gupta和Saxena于2006年的研究资料）。　　当今世界竞争激烈，企业发现如不进行社会投资，则会越来越难应各种外部股东所带来的压力（见Margolis和Walsh于2003年的研究资料）。目前，没有战略性和慎重的慈善方法，这些努力将无法持久，并很可能最终伤害到依赖这些方法的社区（见Saiia等人于2003年的研究资料）。Cochran于2007年指出单一个体可能不会对企业产生任何影响，或使企业发生任何改变，然而股东可以通过不买卖企业股票的方法对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进一步说明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或针对社会问题采用经营原则的企业会得到社会的关注。这种企业可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还会提高或最大化股东的回报（如前所述）。风险投资家也支持社会创投的发展，而且他们为此提供货币支持并培训未来的社会企业家。投资不再是股东的首要任务，它是蓬勃向上的社会责任投资（见Singh于2010年的研究资料），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了企业制定战略决策的重要环节，这主要是因为财务丑闻的发生和投资者信心的下降（见Fiori等人于2007年的研究资料）。这就催生了企业建立信誉的想法，良好的信誉成为了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可帮助企业增加信誉优势，比如增加投资者的信任、新的市场机遇和资本市场的积极反应(见Fombrun等人于2000年的研究资料；Spicer,于1978年的研究资料)。Roberts和Dowling于2002年指出优良信誉的价值是“非常大的，因为拥有好的信誉所耗费的时间非常可观，且取决于企业长期以来稳定和持续的投资。” Klein和Dawar于2004年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对抗负面事件的保险策略，对企业来说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企业社会责任驱使企业管理人员考虑如何利用此平台来解决问题，比如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的关注，来使企业提高竞争优势。企业的竞争优势指的是一个企业超越其他企业的能力，这可能是因为与对手企业的活动毫不相同而导致的（见Porter于1996年的研究资料）。　　企业有责任确保其活动具有生态可持续性，比如Newmont和Anglo-gold Ashanti这两家矿业企业应成为业界重视企业社会的主要倡导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矿业企业是本国内污染最严重的源头之一。　　虽然，从历史角度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定义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各有不同，甚至是在当今，还是有一些国家依然如此。在很多情况下，企业捐款都是打着企业社会责任的旗号，但却对其真正含义相知甚少。一些组织捐款不是因为他们看到其竞争对手这样做就是因为该组织的领导希望出风头。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社会责任还没有成为许多企业的议程的一部分。不可否认的是，非洲的一些国家的人权和企业社会责任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南非（见Visser于2005年的研究资料）和肯尼亚(见Mwaura于2004年的研究资料)就是两个例子。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这两个国家将企业社会责任当作一种在消费者建立良好形象的继续，反过来也会增加它们的竞争力。尽管，全世界的企业大多都非常热衷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理念。然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缩小企业所在社区的贫困，还是痴迷于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得到固有的受益，这一点还是相当模糊。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我们在本论文中称其为CSR）是一个理念，它在业务报告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每一个企业都有关于CSR的策略，并详细报告每一年CSR的活动。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呼吁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和不属于社会职责内的企业活动，这里有两个比较有趣的观点，第一，我们无需就社会责任的定义达成一致，尽管我们要求对其下定义，随后会发现无法对其进行定义能或不能认清其本质。不管上述因素，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管治间的相互协作改变了商业环境，建立了多维的组织现象，它可以定义为是企业可在其中务实地回馈其用户和社会的一种现象。这种协同作用在政策上做出了改进，使企业更能满足公众、环境和社会的需要。　　企业所有者总是成为众矢之的，批评其以公众利益为代价而只顾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消费者至上主义和来自于其他环境保护者的压力迫使企业管理者将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纳入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中。由于这种外部压力，CSR成为了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企业所有者希望借此避免财务丑闻，挽回投资者的信心。CSR已成为了衡量企业财政业绩的一种因素，企业决策者有必要考虑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这将很大地影响到企业长期的财政业绩。各企业在策略性业务中执行CSR的方法各有不同。而产生这种不同的因素包括：企业规模、经营行业、股东需求、历史的CSR执行、多元化经营程度、研究和发展和劳动市场状况。有两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受益的积累取决于良好的声誉。然而，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企业追求道德标准的成本将转化为更高的产品价格，导致竞争的劣势和更低的利润。甚至在对企业财务绩效（CFP）和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进行深度探索后，迄今为止实验性证据表明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相互抵触。　　加纳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使企业目标从注重增加股东的社会经济观点转变为追求各种股东的利益。不考虑发达国家在此方面的研究，总之，加纳对这方面的研究是少之又少。本研究的主要推动力是探索和洞察问题的本质，抓住核心问题并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企业财务绩效（CFP）的成功或失败与否由股东、主要投资者、消费者、员工和企业所在社区来评判。所以企业需要在非财政领域中做的更好，比如：人权、环境、企业贡献、社区发展和工作场所问题。过去几十年企业所面临的高涨的竞争压力使实践者们开始检验其CSR活动的质量和力度。而且，尽管企业越来越多地履行CSR，但质疑始终如影随形，那就是这种努力是否都能使企业得到更好地绩效，是否能成为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见Dusuki和Dar于2005年的研究资料）。　　本文研究加纳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实验关系，研究人员从2013年至2015年在加纳抽样了105家企业，使用相同权重的CSR指数和Akpinar等人于2008年提出的股东CSR指数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测量。然而企业财政绩效是通过ROE、ROA等参数进行测量的。在研究期间，研究人员发现CFP和股东权重CSR之间有着某种正相关性，而和相同权重的CSR指数没有相关性。本研究唯一的目的是调查CSP和CFP之间的关系。上述目标的目的是使企业社会行为更符合企业股东的要求，在证实其三重底线受益的同时通过重复和扩展之前企业社会和财务绩效的研究结果正确地填补相应的空缺。这个研究也尝试详细分析上面所讨论的关系，也讨论了社会和财务绩效的有效性和加纳样本企业的竞争力表现。研究结果提到了几个关键的加纳企业，并确定了这些企业在塑造CSP-CSP关系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借此对较弱的企业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