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文献在考虑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问题上,都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性的输入是一种被动接受的直线性过程。但是得出这种结论的研究更多是受制于以“西方传-东方受”与“传统-现代”的思考架构,忽略了西方现代性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由对抗到竞争再到融合的动态过程。民国初期的中国美术场域的中西画之争,实际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国家形成之初,选择用西方或是中国文化来建构现代国家的道路分歧。而在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后,社会各阶层也迅速参与到国家文化的建构中,纷纷提出自己的文化构想,美术场域由此成为各个团体发表自己艺术文化观念的场所。然而这样的局面仅维持了十几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民族的文化建设因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绘画沦为政治的宣传工具,美术场域成为权力场域的附庸,其基本格局也随着政治势力的变化而重新洗牌,现实主义绘画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推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跃成为美术场域的主流绘画形式,并以文艺方针的制度形式被确立下来,自此形成以现实主义绘画和传统国画两种形式为主的美术场域基本格局。本研究拟以民国时期的美术团体为研究对象,运用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及相关文化社会学理论作为框架,研究不同美术团体在民国美术场域内运用何种策略使得自身在对抗和竞争中胜出,以及中西双方竞争的策略又是如何展示各自背后的权力关系。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变途中的文化现代性,而文化现代性又是如何奠定了现代美术场域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