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Don DeLillo 1936—）是当代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已出版十多部长篇小说,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耶路撒冷奖等重要奖项。德里罗有着很强的时间意识,他对时间的关注既与当代美国社会紧密相连,又体现出深刻的哲思。学界对德里罗的研究涉及其作品中的诸多方面,包括消费主义、媒体与技术、恐怖主义、创伤与伦理、语言与艺术等等。研究德里罗作品中时间问题的专著目前仅有一部,其他的讨论散见于一些文章,缺乏对德里罗时间观更为深入与整体的把握。本论文选择《名字》（The Names,1982）、《白噪音》（White Noise,1985）、《天秤星座》（Libra,1988）、《新毛主席像》（Mao Ⅱ,1991）、《地下世界》（Underworld,1997）、《人体艺术家》（The Body Artist,2001）、《大都会》（Cosmopolis,2003）、《坠落的人》（FallingMan,2007）和《欧米伽点》（Point Omega,2010）九部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德里罗笔下的历时性时间及其对非同一性主体的建构。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在于德里罗在物质维度、伦理维度和艺术维度对历时性时间的呈现,以及历时性时间对小说人物物质性主体、伦理主体和言说主体的建构。德里罗在作品中对当代美国社会中人们的物质生活、人际关系以及艺术发展多有描摹,充分意识到消费主义、媒体与技术以及资本全球化等因素带来的共时性对当代美国人主体的同化作用。但德里罗的创作并不止于对社会现状的记录,而是寻求对这种现状的突破与超越。在共时性的背景下,小说人物的历时性体验贯穿德里罗的作品,使他们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原本熟悉的人与物,遭遇神秘的异质与他者,小说人物具有物质性、伦理性与创造性的主体被建构着。德里罗的作品立足社会现状,却又从中超越,关键就在于历时性的时间观。本论文在分析德里罗的作品时,借用了列维纳斯历时性时间的概念。列维纳斯针对传统哲学的共时性,提出了历时性的概念。历时性时间意味着无法追忆的过去和无法预期的未来,过去和未来无法被纳入意识的共时性。在历时性中,意识被剥夺了权威的地位,成为与异质性和他性遭遇的能力,主体则是受到异质触发或与他性遭遇后形成的。列维纳斯论述历时性的焦点在于伦理问题,但伦理维度并不能穷尽列维纳斯历时性的概念。从列维纳斯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历时性时间有着物质、伦理和艺术三个层面的含义,为研究德里罗作品提供了理论参照。在德里罗作品中,历时性时间在物质维度、伦理维度和艺术维度上建构着小说人物非同一的主体。德里罗在《白噪音》、《人体艺术家》和《欧米伽点》三部作品中对小说人物的物质生活多有描摹,捕捉平凡时刻与死亡体验中的历时性,从而建构着小说人物感性且必死的物质性主体。在小说中,看似单一无意义的平凡时刻被赋予了历时性:物质世界的异质经由感性瞬间打破小说人物意识的共时性。在进食、逛超级市场与看电视等平凡时刻,杰克、怀尔德和劳伦等小说人物任由作为异质的食物和商品等刺入其感性瞬间与意识;但异质却不断逃离感性瞬间与意识,无法被小说人物长期占有;他们的意识又经由感性瞬间向异质性的物质世界退回,超越了媒体与广告等表象的共时性。平凡时刻的历时性使小说人物成为感性的主体:这种主体是实实在在的被创造的肉体,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享受着人类源初状态的幸福。在这三部小说中,小说人物在感受着平凡时刻的同时,又有着历时性的死亡体验:非在场的死亡扰乱着小说人物意识的共时性。杰克与埃尔斯特等人的意识趋向于融入黑夜与白噪音等象征的死亡氛围（存在一般）;作为生命终结的死亡反过来逼近他们的意识;面对死亡的威胁,小说人物却在跑步与人体表演等体验中以耐心经历时间之持续。死亡体验的历时性建构着小说人物必死的主体:主体深深扎根于神秘且具威胁性的物质世界,有着被动性,只能接受死亡的来临,但逐渐衰老的脆弱的主体也体现出生命力和独特性。小说人物充分体验着后现代的物质生活,小说中的历时性却使他们免于被智识主义、媒体与技术以及消费主义的共时性所同化。然而,德里罗对历时性的呈现并未停留在物质维度,而是进一步指向伦理维度,作为物质性主体的小说人物也与他者的生命息息相关。在德里罗笔下,伦理维度的历时性描绘了暴力事件与两性关系,建构着小说人物具有责任与欲望的伦理主体。德里罗在《天秤星座》、《大都会》和《坠落的人》三部作品中赋予暴力事件以历时性:非在场的他者扰乱小说人物意识的共时性,促成了“同者为了他者”的伦理关系。在肯尼迪遇刺、无政府主义者示威与“9·11”等虚构或非虚构的暴力事件中,枪手与恐怖主义者等非在场的他者突然打击小说人物的意识;他者把小说人物的意识引向他者无法追忆的苦难的过去;小说人物反过来主动接近非在场的他者,接受后者带来的威胁与伤害。暴力的历时性体验使小说人物成为具有责任的主体:主体对他者的脆弱与死亡表现出“非一无动于衷”,并意识到自己对他者的苦难负有责任,主动承受伤害以向他者赎罪,对他者的责任意味着伦理主体的不可替代性。在这三部小说中,相对于历时性的暴力事件,历时性的两性关系呈现的则是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非在场的女性打破男性意识的共时性。在性爱体验中,女性逃离埃里克与基思等男性的意识,遁入非在场,女性不被男性占有也不被视觉文化所同化;男性小说人物经历着婚姻危机,却自我出离走向非在场的好客的女性,使伦理之居成为可能;男性小说人物又接纳非在场的女性如黑人女性弗洛伦斯,象征了美国主流文化向异域文化敞开。小说人物在两性关系的历时性中成为对他者有着欲望的伦理主体:男性主体受到无法满足的欲望的限制,表现出对女性的依赖,摆脱固有的身份,并体现出开放性与好客性。小说人物处于暴力事件频发、人际关系疏离的当代美国社会,历时性却使他们从无辜、自足的状态中走出来,担负起对他者的责任,表现出对他者的需要,原本被共时性官方话语压制的他者则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德里罗笔下,伦理关系暗示了以言说的方式面向他者的可能。作为艺术家,德里罗的历时性之思最终导向艺术创作本身。德里罗赋予小说中艺术家的创作以启发与繁衍的历时性,在艺术维度建构着小说中艺术家的言说主体。在《名字》、《新毛主席像》与《地下世界》中,艺术家在创作中有着启发的历时性体验:非在场的异质性语言打破艺术家意识的共时性。泰普与詹姆斯等艺术家在无意间接受非在场异质性语言进入其意识,进行神秘的言说;非在场异质性语言不断推动比尔等人的意识进行再创作,使其在商业文化中保持独特性;在参观神殿与石碑等体验中,詹姆斯与欧文等人的意识又追随异质性语言直至非在场,对艺术与语言的神秘保持虔诚。在启发的历时性中,小说中艺术家的言说主体被建构着:这种主体的主体性体现为受启发的可能性,被剥夺了开端性地位,处于永无止息、不断更新的状态,言说主体根源处的否定性使主体本身成为谜。这三部作品中的艺术创作并不止于艺术家自身,而是有着繁衍的历时性:比尔与伊斯梅尔等艺术家把时间传递给作品,使其获得独立的生命,抵御资本与市场的同化作用;伊斯梅尔与克拉拉等人通过作品把时间传递给受众,接受自己在受众那里的未来;受众又常常是其他艺术家,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使艺术向着无限的未来繁衍,涂鸦艺术的传递便是一例。在德里罗笔下,历时性建构着艺术家具有繁衍能力的言说主体:主体接受自身的有限性与死亡,向作品、受众和其他艺术家言说和给予自身,其言说主体在绝对的未来获得新生。对艺术维度历时性的呈现使德里罗得以回应当代艺术家面对的困境,在后现代的共时性背景下提出艺术家及其创作不被同化的可能。在历时性中,德里罗笔下的艺术家并没有陷入语言游戏,也没有沦为同一性的商品生产者,而是保持着创造力与生命力。总之,德里罗是时间意识很强的作家,但其作品中的时间问题在学界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本论文选择德里罗九部小说为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以往研究对加速时间或存在主义时间的讨论,而是借用列维纳斯历时性时间的概念,为解读德里罗独特的时间观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较为深入与全面地考察了德里罗作品中的时间在各个层面的呈现与意义。本论文将德里罗作品中的历时性时间与主体建构联系起来,并将对德里罗作品中历时性时间的解读置于时间性终结的背景下,体现出德里罗的人文关怀,也呈现了德里罗创作中的张力以及身处后现代的德里罗所具有的批判意识与作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