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率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投资效率关系着企业未来发展的走向,有效的投资能够增加企业价值,但是近年来,上市公司盲目投资,造成了大量资本沉淀,引起产能过剩。企业在扩大投资规模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投资的效率,导致过度投资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如何抑制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学者们从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考察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而本文所要考察的是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债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自从放松了MM理论严苛的假设条件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融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考察各项融资行为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债务融资作为一种外部治理因素,会对企业的投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研究债务融资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中,我国大多数学者是从债务规模上来考虑,把债务看成是同质的,而没有涉及不同期限结构,不同来源结构的债务具有不同的特征,有部分学者考虑到了债务的异质性,但也是从债务来源结构或是债务期限结构的单一方面来研究。与西方国家企业明晰的产权不同,我国具有特殊的产权制度背景,国有产权不清晰,国有产权和非国有产权并存,有必要研究产权性质下债务结构对过度投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本文首先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现代产权理论、资本结构理论、债务融资治理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从理论上分析了过度投资形成的机理,以及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债务融资对过度投资影响的差异;然后,从实践上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下债务总水平、债务来源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对过度投的治理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问题,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比较严重。对于国有企业,债务总水平与过度投资正相关,负债并没有发挥治理作用,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债务融资发挥了一定的程度的治理效应。从总体上看,商业信用能够抑制过度投资;从产权性质来看,相对于国有企业,商业信用对非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抑制作用更强,治理效果更好。在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未能发挥治理作用,反而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在非国有企业中,银行借款发挥了一定的治理作用。从总体上看,短期负债对过度投资有抑制作用,而长期负债没有起到抑制作用。从产权性质上看,在国有企业中,无论短期负债还是长期负债对过度投资没有起到治理效果,反而导致了过度投资更加严重。在非国有企业中,短期负债对过度投资起到了抑制作用,长期负债没有发挥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