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他们从东北、渤海湾、南海等各个方向进犯我国领土,而历史上较难治理的西南边疆地区也未能幸免。公元1888年和公元1903年,英国两次对我国西藏地方发动侵略战争,并强迫我国与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除夺占了我国西藏地方的藩属锡金之外,还打开了与西藏地方的通商之路,对我国西藏地方进行经济掠夺,并企图通过西藏进入我国腹地。毗邻西藏的川边藏区是我国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通道,该地方一直沿袭元时的土司制度。经过明、清两代,土司制度逐渐发展强大；在封建割据下,朝廷政令不畅,严重威胁着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公元1904年,清朝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前往西藏赴任,途经川边藏区,奉旨顺道经营四川各土司,于公元1905年3月因在当地推行改革事宜被害。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害,朝廷震怒,遣赵尔丰、马维骐前往剿办此案。时值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西藏第二次抗英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在全国施行图强保国新政之际,自然引起全国震惊。不少有志之士上书,要将川藏联为一气,统筹治理。在迅速地办理“凤全事件”后,赵尔丰对川边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等各个方面。此次改土归流重创了川边藏区沿用了几百年的土司制度,进一步维护了中央政府对川边地区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赵尔丰在川边藏区的改土归流对当时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西藏地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全文分三大章节,即清末川边新政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清末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和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对西藏地方的影响。论文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资料考证法,对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给西藏地方带来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研究。川边改土归流给西藏地方带来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使其不敢再次明目张胆地以武力来犯我国西南边疆,维护了西藏地方的相对稳定,为驻藏大臣在西藏开展新政提供了保障。赵尔丰对川边瞻对地方的改流,使得尔后1913—1914年所谓的“中英藏”(西姆拉会议)三方关于西藏地位的谈判陷入围绕康藏边界划分的僵局,为当时我国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提供了事实支撑,起到了维护我国西藏地方主权的作用。同时,川边改土归流也给西藏地方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影响。首先,赵尔丰在改土归流过程中的行为,震动了西藏上层。这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出走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思想轨迹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前的仇英到摇摆于清廷与英国之间,再转变为亲英。其次,川边“改土归流”让他们充分了解到了赵尔丰的特殊性格。显然,“改土归流”对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和僧俗上层统治权力构成了威胁；中央派兵入藏更是给西藏噶厦带来了直接的威胁。这些都是西藏上层人士不愿看到的。为了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们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加上英帝国主义分子借此进一步挑拨离间,导致最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多年陷入了一种很不正常的关系之中,分裂主义分子直至今天都把它当成了“西藏独立”的理由。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是值得好好反思的。历史上我国中央政府处理民族地区问题的实践,为我们今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