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但它仍然需要理论的指导。关于翻译的理论林林种种,对于翻译的分析角度也有很多,近年来人们开始立足于新的不同的学科,用一些新的理论来分析翻译实践,符号学便是其中的一种。符号学对于翻译的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对意义的研究。符号学拥有一个强大的意义分析模式,能够更好的分析意义的三个方面在翻译实践中作用和影响。中国素有“唐诗宋词元曲”之说,唐诗以其朗朗上口的韵律,丰富的主题,整齐的形式和独占鳌头的数量尤为凸显。唐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无疑成为了世界人们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点。对于唐诗的翻译中外学者已有不少实践和理论上的研究。一般说来,翻译的策略有“以诗译诗”和“散文译诗”之别。“以诗译诗”是主流,其中译文又有押韵体和自由体两种。基于以上基础,本论文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唐诗中押韵汉字的翻译问题。本论文试图从意义的三个方面的再现来看待在唐诗翻译过程中,如何权衡韵律的翻译和意义的表达。论文在简要回顾国内外诗歌韵律翻译研究的基础上,比较了英汉两种语言在韵律方面的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对唐诗中押韵汉字翻译的启示。论文接下来综述了中西方符号学的理论研究概况,并阐述了符号学和翻译的相互结合问题。本论文认为查尔斯·威廉·莫里斯(1901-1979)的符号学理论为翻译的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莫里斯的成熟的符号学理论是在《符号,语言,和行为》(1946)一书中提出的。莫里斯的符号学旨在解释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者的相互关系。于是,本论文以“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的诗歌作品及其众多译本为研究对象,依据莫里斯的意义理论,从指示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三个方面来对比分析唐诗中押韵汉字的翻译。着重分析不同的译本在侧重指示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三个方面上的不同之处,以及相应的翻译效果上的不同。通过分析认为,在唐诗押韵汉字的翻译过程中,言内意义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应该重视押韵汉字在韵律方面的作用。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译者为了传递言内意义可以舍弃某些押韵汉字指示意义或语用意义的表达。这些结论为今后唐诗中押韵汉字的翻译提供了一定的参照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