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观念的思想表达,是以城邦为载体,以城邦政制为形式,以其自然哲学为解释依据,并接受来自解释自然困境的启示,来完成对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理论总结,从而为后世对政治的本真思考提供原初的思想参照。区别于柏拉图对“城邦”癫狂般的爱欲,亚里士多德则从自然视角切入城邦的现实境遇。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中,对自然的认识与解释完全排除了偶性因的可能,从而将这一可能放入在实践领域内所可能做出的行为选择中。“城邦由于自然而存在”,依照质料因与形式因(四因简化后的二因)对自然物所构成的本质解释力,城邦便具有了双重自然属性:作为城邦质料的生成变化(邦民的移风易俗、公民的善德养成);作为城邦建构的形式指引(政体的选定、制度的保障)。在这双重自然的恒常性制约下,公民与城邦在实践智慧中绽出共同的选择——优良生活。然而在论定政治生活与哲学生活何者为优良生活中,亚里士多德在二者的张力关系中保持着应有的审慎,同时也就在政体的选定与制度的安排当中保持着一定的适度。城邦的政治生活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敞开了意见的表达,沉思的哲学生活则在超越城邦公共性中保持着隐秘的真理。优良生活的实现在于公民透过意见的自由表达来实现各自善的观念,但目的都是过好的生活,这是理一分殊。所以,优良政体的最高治权一定是归属于代表城邦公共利益的公民团体,这一团体兼顾了(才德之人、富户、贫民、贵胄)构成城邦自足的四大要素,并且是在法律的权威之下行使其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