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黑洞图片著作权权属问题，视觉中国被推上风口浪尖，随之视觉中国式的图片著作权维权模式引发公众思考。司法实践中，这类主体往往以水印和权利声明主张自己享有图片著作权，而被告通常也难以提供相反证据，在此情形下以维权方式谋求商业利益的企业滋生。但不可否认，无论是权利声明、水印，亦或是《作品登记证书》，在证明力和证明程度上，都存在不完备性。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仍要求被告达到足以推翻原告初步证据的证明责任，反之即以原告举证的初步证据认定图片著作权权利归属，这一做法似乎已经不适应当前环境。在认定著作权归属时，是否能将作品上出现的任何标记都视为署名从而认定为初始证据，仍然是关涉图片著作权保护的重要问题。为规制当前市场中权利滥用情形和促进公众创作与作品传播，在司法实践中，原告举证的初步证据应当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被告能以一定依据证明原告的权利存在瑕疵或足以使普通公众对原告的权利产生质疑的，即可视为达到《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反证明”。对于审判主体来说，除了根据个案的具体情节平衡各方利益，还需判别当事人是否为权利滥用。另外，在法律中明确可以证明著作权人身份的《作品登记证书》、水印等材料的法律效力，也有利于司法裁判和解决纠纷。
　　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图片著作权相关典型案例和系列案件的分析。典型案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两例关于华盖创意著作权纠纷案件，通过对这两件案例的具体分析和归纳总结，引出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著作权人存在的问题。系列案件是视觉中国及其子公司近年来对图片版权维权的相关案件，通过对这些系列案件相关数据的分析，探讨在此种维权模式下，图片著作权权属认定存在的问题；
　　第二部分是对著作权人和著作权权属认定基础理论的陈述，包括分析学者的观点、认定作品著作权权属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
　　第三部分是对图片著作权确权存在的困境和问题的分析，主要包括图片著作权权属认定依据的不确定性，图片著作权人举证的困难性和审判机关在判定著作权人时存在的困难性几个方面；
　　第四部分是在结合前述部分的基础上，对图片著作权权属认定提出的建议，司法建议包括明确图片著作权权属的认定规则，立法建议包括完善法律对著作权权属认定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应当规范图片著作权维权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