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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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目前已进行过许多,不同学者采取不同的假设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关注农民工群体,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对于农民工家庭其参保行为是否对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已有文献多数着眼于城镇户籍的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其教育支出的影响,在我国养老保险参保群体中,有这样一类较为特殊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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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目前已进行过许多,不同学者采取不同的假设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关注农民工群体,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对于农民工家庭其参保行为是否对其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已有文献多数着眼于城镇户籍的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其教育支出的影响,在我国养老保险参保群体中,有这样一类较为特殊的劳动力——农民工,农民工具有“半城半乡”的特点,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特殊的产物,他们较城镇户籍的劳动力在很多方面都受到限制,如收入偏低、难以获得社会保险,进而在就医、子女教育等方面都面临困难。目前较少有关于农民工参保行为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相关关系的研究,但对于这样一个人力资本水平偏低、收入偏低的群体,教育投入对其家庭更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分析。首先,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在微观视角下二者间可能存在的影响机制包括正向及负向两种不同的方向,正向机制包括:(1)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将老年期养老金收入与劳动人口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挂钩,并且为父母提供了回收对子代教育投入路径,因此会促进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2)社会养老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家庭养老,家庭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倾向于减少孩子数量,提高单个孩子人力资本投资;(3)参加了养老保险的个体其年老后的生活得到了一定保障,因此可能会减少为养老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提高当期包括教育支出在内的消费水平。负向机制包括:(1)在促进效应的机制1中,可能存在搭便车的情况,即使不对下一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即可使得自身养老金待遇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参保可能也会对代际间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抑制的作用;(2)在没有社会养老保险或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不充分的情况下,父代与子代间会形成一种代际间的交换关系,养老保险制度的出现会破坏家庭中原有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进而抑制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入;(3)对于农民工这一收入较低的群体,由于收入较低,参加养老保险的支出可能会挤出家庭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实证分析部分使用CFPS2012、2014、2016及2018共四期数据,在基准回归中,对所有农民工家庭进行分析,不区分其参保类型,结果显示其参保行为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并不显著;其次对农民工群体按照收入水平、参保类型及所在区域分组,考察不同条件下是否存在异质性,发现在收入方面,参保对低收入组家庭的教育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的作用,而对高收入家庭影响并不显著,不论采用家庭平均教育支出还是家庭总教育支出来衡量教育投入该结论均成立;在参保类型方面,对于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家庭,其参保行为对教育支出影响并不显著,而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家庭其参保行为可以显著提高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在地区方面,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随所在地区向西参保行为对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逐渐显著。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替换主要解释变量、工具变量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中工具变量的构造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利用区县层面劳动合同签订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分析,以上方法的回归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比较稳健。第五章进行机制检验,主要针对农民工家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对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考察参保行为具体通过何种路径影响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支出。在文章最后,做出了总结并尝试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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