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纪录片是官营电影体制下最为主流的电影形态,其目的是为了展示中国抗战时期所发生的各类事件,呈现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作的巨大贡献。在抗战时期诸多大后方纪录片中,郑君里导演的《民族万岁》独树一帜,其“民族团结、抗战建国”的主题,超越新闻播报式的纪录片形式,作为民族学纪录片的先驱,乃至成为大后方时期重庆纪录学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该作品也是标志郑君里电影艺术生涯的转折之作:从表演到导演的转身,正是始于这部纪录片的实践。这无疑为郑君里战后投入新电影运动,掀起中国电影史上现实主义创作高潮做好了准备。郑君里作为一位电影理论家,在他的一生中翻译和发表了非常多的理论作品;作为表演艺术家,有着大量的表演作品;而作为一名导演他也非常的出色。本研究聚焦于《民族万岁》这部历经艰辛却充满创造精神的鸿篇巨制,进一步确认其在中国纪录电影史上的地位和原创贡献,并探讨《民族万岁》在郑君里的导演生涯中对他战后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本研究正文部分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大后方纪录电影崛起的特殊历史语境,总结重庆纪录学派的总体特征,以描绘和定位《民族万岁》所处的历史坐标。第二部分,大型综合性记录片《民族万岁》的“破”与“立”:通过对导演郑君里电影创作历程的研究,说明其对传统纪录片的突破,以及在《民族万岁》中展现的全新理念。第三部分,描绘战后新电影的创作背景和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创作的基本状况,然后以郑君里战后的两部电影:《乌鸦与麻雀》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为案例,分析《民族万岁》对郑君里战后电影创作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手法等方面带来的直接影响,以此加深对郑君里在中国电影史上的贡献的认识。通过以上三大部分的阐述,以期从郑君里的导演作品《民族万岁》中找到把大后方纪录片的实践与他战后电影《乌鸦与麻雀》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现实主义书写勾连在一起的依据,通过回溯到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洪流中,探索确立纪录电影《民族万岁》的独特地位和弥足珍贵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