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是目前各学科领域中最为前沿的议题之一。有关人工智能的国际问题研究,也处于快速起步阶段。1943年以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兴起,经历了其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人工智能的应用,直接可能服务于经济增长、政治决策、文化传播、社会服务和生态环保。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带有隐忧,可能冲击政治安全、造成伦理困境、引发数字焦虑、催生经济风险、招致社会危机。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问题,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新的全球焦虑,给国际安全和全球治理带来双重挑战,同时还可能在全球层面产生数据隐忧。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治理新议程,亦即主要以人工智能及其衍生的负效应为治理对象的全球治理进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人工智能治理集中化、人工智能治理合法化与专业化、政府政策引导人工智能治理、通过国际合作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般路径,则可分为数字化治理策略、预防性治理路径、主动监管策略、人工智能分层治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传统大国方案,如美国、欧盟、日本的人工智能战略,主要侧重于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发挥其科技、教育等方面的传统优势,并力争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主导权,而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却仍以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实现为考量,相反提供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公共产品的意愿尚不明显;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新兴大国路径,如俄罗斯、印度、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与传统大国方案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但同样关注人工智能及其应用之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在人工智能治理方面,新兴大国尤其中国初步展现出了提供方案、贡献智慧的能力,但仍面临一些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困难或现实国际政治挑战。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世界政治意义,在于规范人工智能发展,重塑全球治理进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上升困境,与其他全球问题相似,即同样可能遭遇集体行动的难题,也可能出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失灵。可见的将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前景仍不容盲目乐观,可能因主要大国一味追求全球主导权而滑向冲突边缘,也可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及其治理层面开展有限的国际合作。不过,实现全球治理善治和全球发展善“智”,则应当是人工智能时代长期的征程和关键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