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研究的现实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该问题本身在我国现阶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且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下，也是为了解答如何有效保障民生、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软实力这一重大课题的一种具体尝试。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与食品安全利益相关的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将有助于合理分析各项政策措施的效率，为政策的制定和相关制度的设计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持。就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而言，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在微观基础层面还有待深入和拓展。特别地，着眼于我国的现实情况，从企业的经济行为出发，构建清晰的微观理论框架来分析国内食品安全方面的诸多问题，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从经济学理论对于产品质量的分类来看，食品安全在较大程度上具有信任品的特征，但与汽车维修、医疗等“专家服务型信任品”相比又存在一些具体的差异。本文详细阐述了“食品安全型信任品”的概念，并采取了一个多期交易框架对其进行模型化。其中，我们强调了食品安全缺陷即使在产品被购买使用一段时间后也未必能够被消费者获悉的特征。以这种刻画方式为起点，我们针对国内食品安全的几类典型现象，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进行解释，并对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第一，为什么国内某些食品的质量安全水平良莠难辨?到底是高质量企业没有能力采取必要的营销手段(如定价、广告等)向消费者显示其品质，还是没有动力这么做、而宁愿与低质量者混杂于市场中?外部的经济环境如民众收入水平、收入分布结构以及舆论普遍讨论的监管水平、消费者信心等因素如何影响高质量企业的信号显示动机?我们发现，如果大多数消费者的收入偏低，高质量企业将无法通过产品定价与广告等耗散性支出成功显示其产品质量。此时，检测水平的提高或者消费者信心的提升并不能改观产品质量的显示效果，而提高这些消费者的收入是改善现状的首要任务。在此前提下，大幅提高质量检测水平或者大幅提升消费者信心，将有助于高质量者自愿做出信号显示的努力、并且总是在交易的初期阶段采取高价面向高端客户的营销手段。不过，这两者的温和提升却未必有效。因此，对于“增强外部监管”与“重塑消费者信心”的舆论呼吁，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分析。　　 第二，为什么国内以乳品为代表的食品企业倾向于追逐市场份额而忽视产品质量，同时消费者在面对不同的品牌时通常更加青睐市场份额较大者?质量检测水平等监管力度的提升能否改善这一状况?我们发现，只要产品市场容量较大，同时在质量控制上投资过低的企业无法大量提供高质量产品，那么企业即使有实力充分投资，也未必有足够的动力这样做，并且总是热衷于采取低价大销量的营销策略，产品质量也因此良莠不齐。质量检测水平的提升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在质量投资上的不足以及对大销量的“迷恋”，但是能够增加企业充分投资的可能性，从而在平均意义上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此外，竞争压力或市场结构的改变未必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厂商追逐大销量且忽视质量控制的现状。　　 第三，近年来国内食品行业遭受严重的行业信任危机：一旦一家企业被曝光存在质量问题，其它没有出事的企业也会受到消费者的质疑。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外部监管如何影响行业信任危机的化解效果?我们发现，民众对于政府单方面监管水平的低信任、社会中间组织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缺位以及媒体在调查覆盖面上的不完全，是行业信任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如果行业的道德败坏程度较严重，那么追逐利润的机会主义者在面对低质量的竞争对手时就会采取“近墨者黑”的策略，同样提供低质量产品。同时，在行业内某家企业因质量缺陷出事后，消费者对于幸存企业的产品质量也持怀疑态度。相对于质量检测水平的提升而言，监管覆盖面的扩大对于促使机会主义者提供高质量产品具有明确的、根本性的作用：在单方面提升检测水平生效甚微的情形中，扩大监管覆盖面却有可能化解行业信任危机；更重要的是，在监管完全覆盖全行业的前提下，再辅之以检测水平的提升，行业信任问题将能够明确得到改善。此时，只要检测水平充分高，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者就愿意表现得和“道德者”一样，坚持提供高质量产品。　　 以上结果启发我们从监管覆盖面和质量检测水平两个维度对当前国内食品安全的现状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存在检测水平较低、监管覆盖面不足的缺陷。因此，从提高监管能力、增强监管动力的角度出发，我们的建议是：将食品安全问题作为一个试点领域和突破口，从立法、组织形态创新、政企关系等多方面入手，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和能力特长，构建一个政府、社会中间组织与市场参与者三方面合理分工并且良性互动的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