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的革命史上,农民是影响革命走势的关键力量。而农民本身却既可能是现存秩序的坚定拥护者,又可能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主要力量。因此,如何把农民动员起来,使其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实践中,中共看准了土地在农村中的关键地位,通过在农村中发动土地改革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由于对土改动力的认知不同,中外学者对本应十分明了的土改进程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国内学者由于过多地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大多难以跳出“革命”视野,而国外学者却因为对事件背后的“操控力量”的过度挖掘,往往致使其无视当时社会的具体变迁,二者均易造成解释的偏颇。本文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危机日重,人口的迅速增长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局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承受着社会各阶层转嫁的压力,农村传统的道义经济体系开始失去其功效,农民怨恨逐渐累积。中共认清了农村互助系统失效这一契机,利用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发动他们进行土地革命,一举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实现了中共改造农村社会、掌控农村政权的目标。本文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农村重重的社会危机对农民日常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以及农民的应对。近代以来,中国面对的内忧外患日益深重,中国农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这些压力的绝大部分必须由农村消化。这导致农民承担的压力日重,破产的威胁日增,怨恨日积月累,然而农民却最终屈从于传统观念,因此有必要对其怨恨特征进行分析。第二章主要讲述中共整合怨恨,改造农民观念的过程。要使农民成为积极行动的个体,就必须将他们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共在建立武装保障和许诺利益后,通过用革命的语言重新解释农村社会的危机,成功建构出对立阶级的同时,实现了观念植入。第三章主要介绍中共导演的斗争大戏,分析中共的动员策略及各阶层的不同应对。工作队依据中央对情况的设定在土改的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地富和积极分子,再邀集农民营造氛围,随后展开斗争。由于阶层间利益存在明显差异,各阶层在不同时期选择了不同的应对策略。最后一章主要分析怨恨动员对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等方面造成的影响。怨恨在提升斗争烈度,宣示政权力量的同时,对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农民心理及观念造成了持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