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的乌托邦开启了思想者们对各自理想社会的尽情描绘：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直至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成为最后的乌托邦，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乌托邦来取而代之之时，反面乌托邦便开始出现，代表作品有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具有不同的人性假设。乌托邦里是一派和谐幸福的景象，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在反面乌托邦里，为防止臣民恶性的肆意，国主控制着一切，甚至是人的思想，对乌托邦而言，极具讽刺意味。“乌托邦”有此演变，缘起于二十世纪几场人为的乌托邦浩劫。乌托邦这个名称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乃至面目可憎。它成了一切虚妄、专断的空想的代称，在它魅惑的迷雾下隐约还散发着专制教条的腐臭和恐怖强制的血腥。于是，批判乌托邦成了主流。 然而，我们真正应该批判的是那些满怀着最美好的愿望想在世上建立天国，却最终造出了人间地狱的行动至善论者们，而非“乌托邦”本身。乌托邦作为一种理想社会，有其不可实现性。但是，乌托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完美的社会理想。将“社会理想”与“理想社会”相区分，大概相当于天国之梦与人间天国。关键是要区分梦与梦的工程，即“乌托邦”与“乌托邦社会工程”(波普尔语)。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或许也正是莫尔的难解之惑，也使得莫尔本人的思想如同这《乌托邦》一样，终将是矛盾的统一体。乌托邦里的公有制、民主等元素事实已被实践，但是，值得反思的是，它们是否还是原来的“乌托邦”? 极端的“善”并非最佳的善。更何况，由于人性天然的欠缺，世界永远不可能完美。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在于：向现实挑战，并为可能性开拓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它赋予人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能力。将来和现在一样，都只会是进步与幽暗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乌托邦不该被用来当作一个蓝图，世界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将根据它来重建。我们只能将其当作一把“尺子”，用来估量具体事件的进程。当我们面对平凡而具体的现实世界时，乌托邦在精神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彼岸世界，当它被吸引到我们的道德良知时，它激发着我们去做那些我们判断为更正确的事情；尽管我们不可能让天堂这边的所有事物都变得美好!正如“正义是一种理想，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纷繁的世界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符合理想的。用航海来作比喻，正义是给我们导航的星斗。凭借星斗来指弓航向，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航船开到星斗上去。”乌托邦是星斗，但它不是目的地。此即乌托邦与乌托邦实践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