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城区史”研究,是在城市空间差异的视角下,对特定城区历史的考察。它是向内部深化城市史研究的一种途径。本文以1843—1937年的闸北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具有地位突出、发展迅速、变化剧烈、内涵丰富等特点。　　 闸北是20世纪初迅速发展起来的、上海华界中与老城厢并驾齐驱的主要城区。至八一三抗战止,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为草创(1903—1910)、兴旺(1911—1931)、顿挫与沉沦(1932—1937)三个阶段。闸北是在上海城市的华界、租界格局下成长起来的,承担着“振兴华界”、“分租界之势”的政治任务。由于闸北对租界扩张的限制作用,租界当局一直意图向此地扩张、将之纳入租界管辖之内,而华界则奋起抵制。由此,闸北成为上海城市中华洋斗争的焦点和华洋交涉的频繁之地。　　 20世纪前30年,闸北是上海的一个新兴工商业区。此地工厂数量繁多,形成了缫丝、印刷、食品等优势行业,成为上海的四大工业区之一,亦有“华界工厂发源之大本营”之誉。以米批发业和日常消费品零售业为主导的商业亦有初步发展,并形成了宝山路、大统路等商业街。此外,闸北还出现了众多区域性商人团体和商业精英。闸北的工商业是在依傍租界、临河临路的有利区位前提下,依托于租界的公用事业和金融服务,通过租界经济的扩散和辐射发展起来的。由于华、租区隔的影响,闸北的工商业以民族中小资本为主,企业规模偏小,技术和产业结构落后,抵抗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差,发展不稳定。最终,闸北的工商业在一二八、八一三战争的打击下,彻底衰落。　　 由于租界的横阻,在1927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之前,上海华界的市政一直处于割裂、分立的状态,闸北的市政亦自成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起来。在历届市政机关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闸北市政设施发展迅速,城区功能日趋完善,有“华界自治典范”之誉。但因开发较晚、财政匮乏、起点较低,较之租界、老城厢,市政设施具有明显的缺憾和落差。其中,主要由地方绅商所操控的慈善和消防事业,为地方绅商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了社会和组织基础。　　 闸北的市政是在多种矛盾的交织下发展演进的。首先,闸北的市政一直在“官治”与“自治”两种模式之间频繁转换,地方精英和政府之间围绕市政管理权展来了激烈的争夺,使之成为上海市政机关变动最为频繁的城区。其次,闸北的区域随着租界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地方自治运动的演进逐渐扩大,但因处于两县之间的独特区位,闸北的发展面临着与传统区域认同的协调。最后,由于闸北三面被公共租界包围的地理区位以及租界持续的扩张企图,使闸北的市政建设随时面临着租界当局的阻碍。　　 20年代开始,随着上海的人口日趋膨胀,闸北吸纳大量人口,成为上海人口最密集的城区之一。它是上海的主要中下层居住区和以江浙、广东、苏北等三大群体为主的外地移民集中区,也是以都市贫民为主体的“棚户”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城区。闸北是上海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和左翼文人的聚居区。闸北的犯罪率较高,娱乐设施和高档消费场所缺乏,城区的景观简陋、混乱,呈现出“亦城亦乡”的社会风貌。　　 与上海城市总体能够脱离政局动荡、战争影响,保持持续发展不同,闸北一直处于国内、国际战争的直接、间接影响之下。其中军阀战争、工人武装起义等国内战争对闸北造成较大的破坏,而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对闸北造成毁灭性打击。　　 20世纪前半叶,两租界、老城厢和闸北是上海最主要的城区。闸北的崛起是上海城市中心北移和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其兴起之速、衰落之骤,在上海诸城区中无出其右。闸北城区的独特社会风貌和演变轨迹,与其作为上海城市发展中多种矛盾聚集地的特点密切关联。首先,上海城市中特有的华、租两界对峙的格局,从正、反两方面制约闸北的发展。其次,西方近代文明和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上海城市空间中的不均衡分布,使闸北的社会风貌与租界相比存在巨大落差。再次,处于城乡结合部和城市边缘区的区位特点,使闸北成为由于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城乡矛盾的集中地区。最后,由于裸露于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之下,而且和近代中国的国际矛盾息息相联,闸北城区一直处于战争的频繁影响和残酷破坏之中。　　 闸北城区史研究提示我们,上海城市发展中“西方冲击”的巨大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强大作用,以及“东方巴黎”繁华表象之外的另一面。以“典型性”为原则或将上海城市作为一个均质空间而随意取材的上海史研究,将可能忽略和遮蔽上海城市复杂、丰富的历史内涵。引入城市空间差异视角所展开的城区史研究,是深化上海城市史研究和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