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农牧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藏区4县(市)的调查

来源 :四川农业大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forgauss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攻坚和精准脱贫的重要任务,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四川藏区涉及3州32县,集国家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边远山区、民族地区、生态敏感区于一体,是国家十四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本研究在精准扶贫背景下,提炼精准扶贫政策对四川藏区农牧户扶持投入的资本类别,测算农牧户在精准扶贫实施后的生计资本水平,总结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及特征,探索五种生计资本的内在关联及其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精准扶贫资源进一步投入提供政策参考。
  本研究运用可持续生计理论、多维贫困理论和精准扶贫理论等相关理论,在对四川藏区理县、金川县、康定市和理塘县4县(市)农牧户调查的基础上,对样本户的生计资本进行测算;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对样本户生计策略进行分类,并总结每类生计策略的特征;采用案例研究,了解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坝村的农牧户在精准扶贫实施后,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采用多分类Logistics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提出四川藏区农牧户生计策略调整的对策建议。
  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是:(1)四川藏区的生计资本存量排序是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2)依据生计策略特征,四川藏区农牧户分为四类群体,策略1“高端打工者”、策略2“传统牧民、策略3“无一技之长的大多数”和策略4“生意人”;策略3的群体数量最大且收入最低,是四川藏区精准扶贫工作中需要着重关注的群体。(3)通过对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坝村的典型案例分析,发现精准扶贫对于农牧户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有影响。(4)运用多分类Logistics模型,以策略3为参照组,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汉语听说写能力越强、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人次越多、基本公共服务越好、人均耕地面积越少、人均草场面积越少、家庭人均年现金收入越高、亲戚中能人越多、社会信任越弱的群体,选择策略1的可能性越高;住房质量越好、人均草场面积越多、人均转移支付收入越高的群体,选择策略2的可能性越高;家庭劳动力占家庭总人数的比重越低、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家庭人均年现金收入越高、转移支付收入越低、亲戚中能人越多的群体,选择策略4的可能性越高。
  最后,结合我国精准扶贫的大背景,提出调整四川藏区农牧户生计策略的建议。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开展生计活动摸底调研;坚持因户施策的方法路径,引导家庭生计活动调整;坚持社会保障构建安全网,实现生计策略稳定转型;坚持生态保护的发展底线,聚焦绿色减贫发展方向。
其他文献
学位
学位
学位
学位
当前,森林游憩业蓬勃发展,森林游憩区开发、经营权转让等涉及森林游憩价值评估方面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故对当前森林游憩价值评估的方法进行详尽的研究有其重要的意义。本次研究选择毕棚沟风景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游憩价值评估研究中最常采用的条件价值法和旅游费用法对毕棚沟风景区游憩价值进行评估。毕棚沟风景区是米亚罗国家级人与生物保护圈的核心区域,景区内部独特的红叶彩林资源成为吸引游人前往川西北进行森林游憩的重要资
受到价格波动、环境规制与补贴政策等因素的驱动,大量散养农户退出生猪养殖,造成猪肉及其制品的供应不稳定,对居民生活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散养户退出决策到底是理性选择还是存在羊群效应?一方面低养殖技能散养户退出生猪养殖,将劳动力转移至非农就业部门可以获取更多非农收入。另一方面具有养殖能力的散养户,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盲目跟从大众而退出生猪养殖,其从非农部门获得的收入未必高于继续从事生猪养殖。因
学位
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伴随着大量集体土地的非农征收,由此导致征地拆迁项目不断增加,规模越来越大,由拆迁引起的社会纠纷也越来越备受民众和学界的关注。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农村居民在其中面临失地与重新安置的必然要求,如何以最大期望值满足农村居民重新安置是其中一个重点,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性。很多学者就征地拆迁制度、安置补偿方式、拆迁意愿、拆迁相关主体的利益、拆迁效益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借鉴新家庭迁移决策
学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系列的农村经济制度改革使农村的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但贫困问题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促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通过有计划组织的扶贫开发活动来减少贫困人口,降低贫困发生率,并从一开始的输血式扶贫逐渐向开发式与输血式并重的扶贫方式转变。“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开发最为重要的不是政府补贴而是如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拥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应充分激发贫困户本身的价值潜能,从而
社员能力提升是农民合作社应有的题中之义,然而现实中贫困地区农民合作社是否真的具有培养社员发展能力、减缓社员能力贫困的作用?这种作用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本文立足于对四川秦巴山区贫困县的实地调研,研究农民合作社对减缓社员能力贫困的效果和影响因素,为在贫困地区借助合作社减缓社员能力贫困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四川秦巴山区13个贫困县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倾向得分
由于食品安全事件、城镇化推进、生猪政策、疫病等因素的综合影响,2003-2015年期间,生猪价格经历了三次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国家冻猪肉收储只在短期内抑制了猪价下跌,还导致生猪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引发国内外猪肉价格倒挂。同时,为了促进我国生猪规模化发展,使我国的生猪养殖更加的规范,2013年北京市农委和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试点,随后于2014年,四川省在部分地区开始了生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