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官责任”始于国际人道法,并体现在各类规约的条款文本以及国际特设刑事法庭的案例判决之中。指挥官责任理论的定罪标准日渐严格,具体表现在不随意追究指挥官个人责任,也不再把战争罪强加于指挥官个人身上。在此趋势,也并未表明指挥官理论的发展轨迹已到终点并走向消亡而以此否认该理论的研究价值。尽管指挥官责任的发展较为曲折,但是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公约》第8条到《罗马规约》第28条,以及对于“期间”的法庭裁决而言,指挥官责任经历了从有到无以及从模糊到具体的转变。实践中,尤其在回顾世界近代史上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并分析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等国际罪行时,这一类罪行的发生总牵涉到“指挥官”这一个体:或是在一个组织或组织结构内运作管理,或是在一个或多个上级的控制之下履行职责。对于一个国家的传统武装力量而言,它由总司令,以及旅、营、连级等多个指挥官构成。同样,非正规武装团体也有某种形式的由指挥官或领导人组成的集中或分散的权力结构。这一主体在武装冲突中对应的责任载于《罗马规约》第28条。根据这一原则,在特定情况下,军事指挥官、有效担任军事指挥官的人和其他非军事指挥官应对其部下所犯罪行负责,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与其部下相关的罪行进行负责。尽管指挥官责任在国际社会已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在适用指挥官责任的过程中,就个案而言确定指挥官的责任仍存在诸多困难。从指挥官责任的性质讨论,到其构成要件的争议再到量刑因素的分析,不难看出,指挥官责任仍然处于诸多争议之中。从二战前的模糊到二战后逐步的发展,从山下奉文案到苯巴案,指挥官责任的性质向来是矛盾所在,在厘清责任模式以及与个人责任的区别后,主客观要件的适用与区分在具体案例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时,作为特殊要件的因果关系是否需要作为指挥官责任传统三元论补充的疑问也不断被提出。因此,在回答好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分析指挥官责任的适用矛盾与现存问题,才可进一步理解指挥官责任并提出反思与建议。然而,继任、未遂以及共同指挥官责任问题仍在挑战指挥官责任体系的稳定性,量刑的标准问题也同样在考量指挥官责任体系完备与否。基于《程序和证据规则》为代表的国际人道法体系来判定指挥官责任量刑的因素,以及借鉴相应的国际与国家实践,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指挥官责任,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刑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