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思·韦伯强调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动力逐渐瓦解。人们身上像是套了一个铁的牢笼一般,将金钱与物质视为最终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看到现代社会的拜金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太多的人奉行以工具理性指导的价值观,而渐渐忽略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韦伯非常赞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所带来的思想上解放的光辉,认为这种理性主义能够帮人们扫清封建社会余留的愚昧思想,能够极大的促进人类思想的解放。但是他又强调,这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并不会一直这样光辉灿烂下去。这一点在近几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演绎。近年来,企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如欺骗消费者、商品质量低下、虚假捐款以求名利双收等问题。高管在决策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时,指导其思想的“工具观”是带来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工具理性所带来的物欲化,使得高管在履行社会责任时,更多考虑能为自己所带来的利益,甚至愿意为了利益不择手段,而不是真正站在受助者的角度,做到真正履行社会责任。现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之下,对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更具有实践意义的要求。面对当下存在的社会责任履行的工具观以及对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监督不力等问题,能够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真正核心原因,就十分具有意义。大量理论和文献表明,基于“经济人”假设,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往往是非自愿的,因为他们是从利己性视角出发的,并不是真正站在受助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当企业“非自愿”的履行社会责任时,他们更多的会考虑这项活动所能带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什么,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在企业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高管对于企业决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故而研究高管的某些背景特征,尤其是能够塑造其价值观的背景特征,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分析高管在做某些决策时的动机。相较于“利己性”的社会责任履行,高管在某些能够塑造他们的价值观的经历形成的价值理性指导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利他性”行为,而这部分行动,对于社会发展显得弥足珍贵。基于此,本文在理论上回顾和梳理了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文献,依据高阶理论、代理理论以及声誉理论深入探讨了高管塑值性背景特征同企业慈善捐赠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基于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了代理成本和媒体关注度这两个变量所产生的调节效应,并且研究了这两个调节变量在影响高管塑值性背景特征同企业慈善捐赠关系时的内在因素。本文在实证方面,收集了2009-2017年沪深主板上市的企业数据,检验了高管塑值性背景特征同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并考察了代理成本和媒体关注度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塑值性背景特征同企业慈善捐赠呈正向显著的关系。具体表现为:高管具有贫困经历,学者经历,宗教信仰等背景特征时,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其次,代理成本增加,能够减弱高管塑值性背景特征同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最后,媒体关注度的增加,能够增强高管塑值性背景特征同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关系。本文在理论上关注到高管的某些塑值性背景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高管的同情心以及所拥有的这些能够塑造其价值观的经历,往往更能促使其站在受助者的角度履行社会责任。而这种“利他性”动机的社会责任,是在“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企业活动中,更具意义的“价值理性”的企业活动,更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从企业内部的角度出发,降低代理成本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为企业加强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最后,本文从企业外部角度出发考察媒体关注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媒体关注对于企业在进行履行社会责任决策时的重要程度。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引导高管对“价值理性”的回归,并且加强内外部治理与监督,从而使得企业社会责任得到真正的履行,而不是“非自愿的”,“形式上的”履行,甚至导致严重不良后果的履行,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