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诗经》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地域、时代、接受者、诠释者的不同而流派叠起,各呈异彩。日本,作为海外汉学的研究重镇,其《诗经》研究亦因应历史之积淀,文明之传承,外来思潮之冲击而与中国的《诗经》学旨趣有异,学术风格有所不同。但是,明治以前的日本《诗经》研究,受中国学术思潮流变影响巨大,研究方法上多亦步亦趋因承中国,学术理念上多弘扬政治伦理教化之用,缺少近代科学视角之审视与观照。这种状况直到明治时期才得以改变。明治一朝,是传统汉学向近代中国学的过渡期,伴随着“文明开化”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猛烈的冲击着传统汉学,使汉学家内部分化为“旧汉学”和“新汉学”两个阵营,“旧汉学”秉承慕末以来的考据、义理、辞章等传统汉学研究方法,对《诗经》做一字一词的细微考证,由于受到洋学冲击,成就不及江户时代;“新汉学”以西洋理念来新释古典,尝试从文化、政治、地理等诸多因素来考察《诗经》,学术上贵在开创,影响深远。 明治时期传统《诗经》学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量《诗经》训读著作出版,为《诗经》的接受和研究奠定基础,如《汉文大系:毛诗·尚书》、《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诗》等。二是对日本传统汉学最盛的江户时期《诗经》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寺田弘编纂《大日本经解目录》、林泰辅撰写《日本经解总目录》即是代表。三是幕末以来的一批传统汉学家承继着日本考证学派之遗风,对《诗经》进行训诂、注疏的朴学工作,但受洋学冲击,总体成就远不及江户时代,其中,竹添井井所著《毛诗会笺》为执牛耳者,名物训诂,考据严谨。 除了少数几篇论文以外,明治时代开始的近代意义上的《诗经》研究,集中体现在明治时期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国文学史著作中。这些著作注意用近代文学观念解读《诗经》,尝试从地理人文、民族信仰、社会制度、政治文化诸方面考察《诗经》。尽管处于西方近代理论应用初期,对《诗经》某些篇章的认识还或多或少的带有旧汉学眼光,但是这种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在日本《诗经》学由传统汉学视野走向近代中国学范畴过程中,这种研究启示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