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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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不仅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的理论,也应是研究人与人经济竞争关系的理论。有鉴于此,本研究把制度看作规范各种社会关系的外在形式,选择我国西部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制度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寻制度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规律,以期建构促进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本文分五章,加上绪论和结论,共七部分。第一章对制度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及其制度安排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从制度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探寻促进人类和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发展的有效途径,为本研究的深入展开寻找新的思维进路。第二章通过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基础理论的梳理,为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第三章对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缺位与区域外部和国家顶层的制度安排进行了分析比较,厘清了区域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差距和面临的突出矛盾,为进一步阐述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问题进行了论据材料和论证方法的铺垫。第四章进行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国际比较,预设了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理论和实践前提。第五章以我国西南地区一个贫困落后山区——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毕节市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作出结论,提出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具体建议。人自从同动物分离开来,就有意识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人类历史既是一部自然斗争史,也是一部社会斗争史,这部斗争史从来没离开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经济关系。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无法脱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之间的经济竞争从来没有离开过对自然物质资料的最大限度利用。因此,对自然物质资料的分配和利用关系就成了人们经济关系的主轴,调节这种分配和利用关系的制度自然也就成了社会经济关系的规范。本研究把制度定位于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把可持续发展看作是代际关系、人际关系、区际关系语境下的共同行动,从制度安排的思维进路研究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区域公平、平等和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逻辑前提,区际平等均衡发展是人际平等发展的第一要义。经济区域间客观存在着经济和技术水平的差异,这也是经济和技术从经济发达地区向后发地区梯度推移的基本根据,尽管在推移过程中低梯度经济区域也会对高梯度区域产生反作用,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发达地区在区域经济交换中依靠经济优势自觉不自觉地占据了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收益分配的顶端,后发地区在与发达地区博弈的过程中为了本区域居民的最大福利和自身发展必然更加积极地开发本区域的自然资源,以与发达地区抗衡。在这样的竞争体制下,谁也不会再过多去考虑下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便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仅仅依靠市场自我调节或各地区协商谈判是很难解决的,这就需要国家力量予以平衡,有效的制度安排就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本研究综合分析了我国历史上和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以及我国四大区域的发展现状,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当前我国大国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并运用博弈论等工具分析了我国的区域协作机制,提出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手段等制度安排的重点问题,既为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建议,也为评估区域发展绩效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和体系。同时在对美国和欧洲的区域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和借鉴的基础上,研究了我国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中存在的问题、面临的矛盾,进一步论证了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西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富饶的贫困”,面临着反贫困和保护生态的双重难题,主要是因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不完善、不均衡,区域之间的生态利益和环境成本负担不平等,在有限理性情况下经济主体对经济利益和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会出现“败德行为”和“搭便车行为”,“公地悲剧”频频上演,经济机会主义盛行,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更加有效的制度加以规范,更好地约束理性经济人的经济行为,提高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节约交易费用,抑制人们过度干预自然的行为,从而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建国以来,我国在区域发展战略上走了一条均衡——非均衡——均衡发展的道路,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构想,从“三线”建设到西部大开发,如何平衡区域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单一制国家体制下的两难选择,基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总的趋势是从经济效率较高的东部沿海逐步向资源丰富的内陆腹地纵深扩展。尽管2002年以来国家进行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构建了东部率先、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的区域发展格局,但区域差距依然很大。特别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和地方利益的固化,我国区域发展表现出很大的竞争性。各行政区域之间通过吸引、占有和转化资源,争夺、分割和控制市场,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各地政府为了达到自身所得利税收入最大化的目的,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增加投资,普遍设立了各种经济开发区,采取违反国家规定的土地供给、税收减免、贷款补贴等“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拉动增长,从而在区域竞争中增加经济要素的“洼地”效应,增创区域竞争优势。这一竞争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劣势,其必然的选择便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加剧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这一巨大经济差距和资源利用的恶性竞争亟需依靠政府的规制力量加以平衡和约束。贵州毕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贫困山区的典型,作为分析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把毕节作一个实证案例,进一步分析了国家统筹进行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国家没有一个持续均衡发展的制度安排,像毕节这样的西部各区域为了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会更多地向大自然索取,我国面临的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压力会更大。通过分析我国在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制度变迁和政策演变,可以看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国家积极而科学地介入,顶层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本文提出了六点建议:一是制定西部改革发展规划。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以产业规划、城市规划、生态规划、国土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资源开发和利用规划等专项规划为支撑,形成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规划体系。二是尽快建立一个遏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制度框架,各区域充分考虑本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做到开发有度、开发有序、开发可持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三是发挥政府公共政策作用,在国家层面探索建立以人为本、以生态文明为理念的西部地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绿色经济评价考核体系、可持续发展绩效评估体系和监督制约体系。四是从所有制结构上着手,创新西部贫困地区扶贫机制,强化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保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五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包容政策下的普遍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统筹省际社会保障技术系统建设并实现全国并网,使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带来的福利能够在区域之间自由转接,这将会大大促进人口的流动。六是在西部地区建立免费的教育普惠制。经济学证明,在没有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但事实上,即使所有地方、所有人都清楚破坏环境的行为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但仍然无法阻止外部性问题的发生。因为地方与地方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在现有中央和地方分权的经济社会治理框架下,各个地方围绕着GDP政绩考核展开了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除了区域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正效应外,还会形成市场分割、竞争无序、资源浪费、环境代价沉重等负效应。各地都会最大限度地去占有资源,而不会考虑区际之间的协同利益。同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个人作为市场主体热衷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和利益最大化,而不会过多考虑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自然资源的高收益率和资源收益分配的效率和公平。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自觉地将环境成本或资源成本加到生产成本中去,就会减损与没有考虑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同行的竞争力。因此,可持续发展一旦归结为外部性问题,仅靠征庇古税、界定产权等手段推动市场自我调节,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这就需要在市场价格当中加入一种人定成本——也可以称之为强制成本,这个时候政府管制和强制性的制度嵌入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也就是说,代表全社会公众利益的应该是国家,维护可持续发展的区际竞争秩序,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繁衍生息的也必然应该是政府,这也是现代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价值所在。本文的主要创新是:第一,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用制度化的安排来规范人在与自然交往中的行为,通过发挥制度引导、教育、评价、规范、强制的功能,约束人们在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尊重和关注自然界发展的可持续性,从而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建立起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概括。在具体的研究中,本文把制度归结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规则,把可持续发展问题归结为人与人经济利益关系的集中反映,通过制度的分析和建构,追寻人类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轨迹,以期建立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新的分析范式。这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是一种新的尝试。第二,建构了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制度分析框架,特别是构建了用以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绩效的指标评价体系,其中不仅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硬”指标,也包括评价制度安排的一系列“软”指标,希望对实践中的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绩效评价工作有所帮助。第三,鉴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本文按照中国可持续发展制度、区域可持续发展制度、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制度、毕节试验区可持续发展制度这样一个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同时借鉴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借助对毕节试验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的案例研究,初步建立起一个大国层级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制度分析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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