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暴露出来的各类问题都值得去认真去审视,值得我们去深思。社会转型时期是现代化的过程,亨廷顿说过“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改革开放以后,各类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群体性事件又具有新的特征和趋势。群体性事件这一棘手的问题,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研究群体性事件发现：由于社会转型期的困境,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导火索)很难根除,但群体性事件爆发的诱因却大都不足以引起大规模的矛盾冲突,引发群体性事件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尽量减少诱因事件、如何避免大规模的冲突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的事实表明：政治信任缺失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必要条件。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较低直接导致了矛盾的扩大化,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频发。“瓮安事件”是群体性事件中的标本性事件。“瓮安事件”不仅在发生规模、波及范围、参与人数上具有标本性的特点,在其发生、过程、结束整个发展脉络上也极具典型性。更为重要的是“瓮安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内含着政治信任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对“瓮安事件”的剖析研究,可以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提供现实范本,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服务。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相对较低,特别是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异常低下。在矛盾凸显期,政治不信任极其容易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并且基层政府也很难有效控制此类事件。因此,政治信任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治信任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政治信任有助于简化复杂的矛盾冲突,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还可以发挥民主法治的功能。因此,政治信任的培育有助于社会走出“转型困境”；有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多发频发。政治信任隶属社会资本,充足的社会资本存量和良好的社会信任体系是政治信任重塑的前提保障；政治信任的重塑也为社会资本的积累创造条件。信任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儒家、道家等主流传统文化都注重“信”,几千年来积累下的珍贵精神财富应该加以弘扬、利用。它为我们扩充社会资本、重建政治信任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也可以为改善社会风貌,维系社会稳定的大局做出贡献。政治信任利于寻求社会共识,一个社会的社会共识外在表现为社会的公共舆论,而社会共识的内涵,则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