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我国《商标法》率先确立了侵害商标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期抑制持续不断的侵权行为,维护市场公平交易机制,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但从实施情况来看,其制度优势并未完全显现。“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这与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条件不明、罚金计算缺乏合理性等因素不无关联。2019年,《民法典(草案)》正式公布,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得到民事基本法的确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使该制度不被“束之高阁”,提升其适用率是当务之急。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对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首先,明确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条件,厘清“故意”和“情节严重”二者的含义及关系。对于“故意”可采商标知名度及侵权商标相似度相结合的认定方式,多次侵权可直接以“故意”定性;“情节严重”须综合考量权利人损失及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等内容,而对于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则无需考量上述因素,直接以“情节严重”定性即可。其次,采纳优势证据标准认定赔偿数额,提高证据开示规则的强制效力,并在厘清二者内容的基础上结合举证妨碍制度以提高损害赔偿的举证率。再次,在与证据规则相结合的基础上。创设实际损失的赔偿范围,将价格侵蚀损失、商誉损失等纳入到实际损失的赔偿范围;拓宽侵权获利的证据认定渠道,诸如网页、微博客等网络平台信息、手机短信等网络应用服务通信信息等记载的产品销量内容以及侵权商品“查获”数均可在特定情下作为已售商品看待;丰富合理许可费的计算方法,可兼采虚拟交易价格及现实交易价格相结合的合理许可费计算方式。除此之外,要在完善损害赔偿方式的基础上理顺各计算方式之间的关系及适用顺序,这样才能推进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规范化进程,保障其可操作性。最后,惩罚性赔偿不宜将法定赔偿作为计算基数,但为了避免无有效证据提出的情况下缺乏对严重侵权行为评价机制问题的产生,法定赔偿应兼具补偿与惩罚双重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