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被认为是在欧洲、北美、澳洲三地拥有读者最多、入选文集及教材最多的当代美国作家。她的三部获奖小说《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中国男人》(China Men,1980)和《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1987)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这三部垂范之作,为一代美国亚裔作家开拓了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而作为汤亭亭开山之作及成名作的《女勇士》更是被克林顿赞誉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它不仅标志着华裔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开始,更吹响了华裔女性作家用手中的笔向权威作斗争的号角。本文从美国历史上华人妇女形象常被扭曲和刻板化的情况出发,在对《女勇士》进行系统细致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以女性形象为贯穿全文的线索,运用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从《女勇士》中女性弱者的失语状态、女勇士对父权、夫权以及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反抗、女勇士的或死或生、死而后生的英雄形象三个方面揭示了《女勇士》的写作不仅没有沦为西方话语的同谋者,反而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统治下的东方主义话语,再现了中国女性英雄传统,为新时代女性言说自我,与男性权威进行对话创造了飞越的可能,《女勇士》将有助于推动中西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本文由引言、正文(共分五章)和结论组成。引言部分：首先介绍《女勇士》研究课题的来源,进而概述本研究课题的学术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最后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章先回顾华人妇女在美国历史上和东方主义强势话语系统下被扭曲化、刻板化的形象及其原因,然后介绍了汤亭亭和她的作品在美国文学界的影响及作者创作新女勇士形象的原因。第二章梳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脉络,并分析《女勇士》中“无名姑姑”、“月兰姨妈”、我的同班同学“哑巴华裔小女孩”的失声状态在各个方面的体现及其原因。第三章分析“我——花木兰”“母亲勇兰”“诗人蔡琰”分别在“无名姑姑”、“月兰姨妈”、我的同班同学“华裔小女孩”之后拿起手中的剑或笔来反抗父权、夫权以及帝国主义文化霸权的具体表现及其叙事结构的关系。文中穿插式的叙述模式使故事跌宕起伏,以情节取胜,也不断提醒读者勇士们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第四章采用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详细分析《女勇士》中全新的五个女性形象,进一步揭示这些女性形象对扭曲化和刻板化女性形象的颠覆。《女勇士》由五个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蕴含一个女性形象。“姨妈月兰”是文化霸权压迫下的牺牲者,“母亲勇兰”是中美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觉醒者,“无名姑姑”是用死亡向父权和夫权抗议的鸣警者,“我——花木兰”是用武力与父权、夫权和帝国文化霸权抗争的女勇士,而“诗人蔡琰”则是成功言说自我、改变命运、永垂青史的女勇士。第五章总结分析了五个女性形象的内在关系,揭示文本中后殖民女性主义形象的递进与升华,并探讨了汤亭亭塑造新女性形象的跨文化写作意义。从“无名姑姑”的死到“我——花木兰”和“母亲勇兰”的生到“月兰姨妈”的死最后到“诗人蔡琰”的生的过程体现了一种由生到死,由生到重生的生死循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五个女性形象又呈现出一个发展过程。牺牲者、觉醒者、鸣警者、武力勇士和言说勇士形成合力,共同体现了一种女性意识的升华过程。结论部分指出本文在对五个女性形象的系统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女勇士》进行了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和较为全面系统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揭示了《女勇士》塑造的新女勇士形象不仅颠覆了先入为主的强势东方主义话语下的女性刻板形象,而且再现了以“花木兰”和“蔡琰”为代表的中国女性英雄传统。由此肯定了汤亭亭跨文化写作的积极意义,以期丰富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促进中西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