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变革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面向,创建京师大学堂是重塑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本文以经费为切入点,考察京师大学堂与晚清变局的互动,探究影响京师大学堂经费的因素与经费对京师大学堂的影响,旨在揭示清末政学关系的复杂性,以折射晚清教育转型、社会变革的困境。1898年,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是创建京师大学堂的蓝图。由于时人对西方大学缺乏完整性的认知,此外,受中国实际情况的限制,梁启超主要是“参以本国情形”,经费设计与“日本学规”相去甚远。在执掌京师大学堂后,与康梁存在政见分歧的孙家鼐修正了学生膏火、洋教习薪金等方面的规定。戊戌政变后,受政局的影响,大学堂及其经费屡屡成为被攻讦的对象,这些风波涉及大学堂的名实问题以及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为应对外来的压力,孙家鼐对华籍教习、办事人员的薪酬有所调整。总之,相较于《大学堂章程》的相关设计,戊戌大学堂经费存在较大幅度的削减。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戊戌大学堂因丧失经费来源而停办。1901年,张百熙担任管学大臣一职,“开拓”构成张百熙时代的基调。扩充大学堂经费来源、保证经费的自主性是“开拓”的基础。以洋教习索薪事件为契机,张百熙着手解决了戊戌大学堂遗留的人事问题。合并京师同文馆、宗室觉罗八旗官学实际是对多轨并行的教育体系进行“整顿”,为此,张百熙与外务部、户部就上述教育机构的经费归属问题进行博弈。此外,张百熙提出以地方解款与华俄道胜银行息银为京师大学堂常年经费来源,并尝试拓展大学堂的经费自主权,以保证专款专用。华俄道胜银行息银触及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与京师大学堂的经费分配、户部职权等诸多问题,地方解款涉及清廷与地方督抚的关系问题。大体上来说,张百熙奠定了壬寅大学堂的经费基础,但张百熙的改革仍未能摆脱既有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的束缚。1904年、1905年,学务处、学部相继成立,京师大学堂的全国教育行政职能被剥离,大学堂步入后管学大臣时期。大学堂的经费管理机制由此转变,大学堂的财权为学务处、学部牢牢掌控。分科大学的筹建意味着京师大学堂由高等学堂性质的教育机构向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堂过渡。受限于清季财政危机,分科大学经费筹措无果,筹建一事拖延未决。其后,“完全八科大学”与“数科先办”之争仍有经费方面的因素掺杂其中。凭借个人权威,张之洞扭转了局面,但分科大学经费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此外,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的变革也影响着京师大学堂的经费,在推行预备立宪的过程中,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过度卷入政治纷争之中,京师大学堂宣统三年的财政预算面临进一步削减的风险。辛亥革命爆发后,京师大学堂经费挪作军用,大学堂再度丧失经费来源。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控制能力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政学关系面临重组。在政与学之间的“疏离感”普遍存在的情形下,京师大学堂表现出政与学的高度黏合,其中,经费发挥着粘合剂的作用。京师大学堂与既有体制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在管学大臣时期,大学堂呈现出政学合一的特征,在学务处—学部时期,大学堂表现出以政驭学的特点。总之,京师大学堂经费因“政”的变动而发生相应的调整。这种政学关系使京师大学堂获得相对充裕的教育资源,但是,清政府在资源汲取与分配等方面常常失灵,故京师大学堂经费风波不断,筹建进程因此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