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由于管制的适用率低和缓刑的适用条件严格,导致这两种非监禁刑罚处罚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因此,为提高对管制、缓刑这两种非监禁刑罚的执行效果,首次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刑事禁止令制度,这也是该修正案的一大亮点。禁止令是人民法院通过对管制犯或缓刑犯的犯罪情况以及人身危险性进行考量,从而决定在判决中是否宣告禁止犯罪分子在管制期内或缓刑考验期内从事特定活动、接触特定人和进入特定场所、区域的一种禁令制度。刑事禁止令制度受其立法目的的影响,该制度具有附随性、预防性、强制性和可选择性等特征,从相关理论研究来看,资格刑、保安处分、缓刑指示等制度与刑事禁止令都有所交织,通过对这些制度的分析有助于对刑事禁止令的性质进行准确把握,目前我国对于刑事禁止令制度性质的认定并未有一个统一的意见,该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使管制和缓刑与社区矫正制度更好的衔接,因此,以具有社区矫正的性质来界定刑事禁止令更为合理。随后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对刑法第37条新增了“从业禁止”这一条规定,禁止令制度与“从业禁止”在内容上有着趋同之处的同时也存在着些许差别。从我国其他法律规定以及域外制度来看,刑事禁止令制度与我国其他部门法中相关禁止令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再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关制度的考察相比,德国与日本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其保安处分制度与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存在着相通之处,而美国和英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也同样有着与我国刑事禁止令相类似的制度。通过考察研究发现,其对保安处分和相关禁止令制度在适用内容的针对性以及适用对象的广泛性是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所要学习的,其人格评估制度则可以作为我国法官对犯罪决定是否宣告禁止令标准的一个参考性评估报告来进行借鉴,诸如此类的立法经验,是我国可以拿来吸收和借鉴的,以此来不断地完善我国刑事禁止令制度。刑事禁止令制度的出台,其最直接的目的是实现对非监禁刑罚的有效管控,继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深层次目的。因此,刑事禁止令制度的立法意义主要体现在优化了刑罚体系和量刑规则,符合刑罚的经济性要求,有助于非监禁刑罚功能的实现,能够有效的预防犯罪。但是,制度的实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两面性,对于刑事禁止令制度的立法还存在些许困惑,包括刑事禁止令的出台导致刑法机能的失衡、对刑法基本原则造成了冲击,并就刑事禁止令本体而言,其适用逻辑的混乱、规定内容的不规范以及对管制犯、缓刑犯违反禁止令后果的失衡问题,因为这些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导致在司法适用中同样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法官在宣告适用禁止令时较为随意、适用的内容不规范且针对性不强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执行不利的现象。任何优秀的制度,都需要有充足的内容、完备的程序和有力的执行来支撑和保障,刑事禁止令同样如此,只有通过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才能确保实现刑事禁止令的立法目的和立法价值的体现。因此,对刑事禁止令制度在立法和司法上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在未来适用的方向上应当明确适用原则并与社区矫正制度进行有效衔接,并可以通过建立审前调查制度、增设救济途径、强化协调沟通和监管机制、均衡违反刑事禁止令的法律后果和增设禁止令的撤销程序来完善禁止令在立法和适用上的缺陷。相信随着刑事禁止令制度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的不断发展,刑事禁止令制度能够实现真正的“令行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