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诈骗犯罪近年来在我国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但在该罪的认定中却存在不少争议。就拿“吴英案”来说,不管是坊间还是法律界,对其是否构成集资诈骗罪和其应受怎样的刑罚具有较大的争议。本文对集资诈骗罪的客体、集资诈骗罪的客观方面、集资诈骗罪的主体、集资诈骗罪的认定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集资诈骗犯罪兼具金融性和贪利性,其大多数的争议也围绕着集资诈骗罪的两性展开的。金融性体现在行为人实施了非法集资的行为,贪利性体现在行为人实施了诈骗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两行为有机结合在一起才构成集资诈骗犯罪行为。文章对集资诈骗犯罪其非法集资行为和诈骗行为进行了研究,并总结出两行为的行为模式。非法集资行为侵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诈骗行为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这就是该罪的两个客体。在主次客体的认定中,笔者参照多位学者的观点论证了集资诈骗罪的主要客体为金融管理秩序。集资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单位作为犯罪主体时应当具备依法成立、以单位的名义且代表单位的意志和犯罪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条件。在区分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时,自然人试图以单位为掩护的情形进行了讨论,确立了两者的区分方式。在集资诈骗罪的特殊形态中,存在该罪的犯罪预备状态,犯罪未遂即客观原因犯罪目的没有达到,犯罪中止为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放弃犯罪的意思且实施了有效阻止了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其与经济纠纷的区别主要为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意图且客观上实施了集资诈骗行为。在此罪与彼罪的研究中,笔者对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欺诈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进行了比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