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成都银行公会作为新式工商同业组织,是成都现代化进程中的开拓者和推进者之一；作为近代成都众多社团中的一类独特团体,它的活动内容与影响常常突破经济范畴而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领域,从而在近代成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因而,研究成都银行公会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目前有关成都银行公会的系统研究暂付阙如。有鉴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成都银行公会为研究对象,对1934年至1949年成都银行公会的产生、发展、沿革进行初步梳理,考察其从1934年产生至1949年结束这段时间内组织机构的演变,所从事的活动和事业,以及与其他工商团体的关系,从工商同业组织现代化这～角度,来论述成都银行公会为促进行业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为例探讨近代工商同业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1927年以前,成都金融行业还没有出现工商同业公会,仅有钱帮和兑换银钱帮。由于两帮仍然维系延续着传统的行会特征,所以是帮会性质,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工商同业公会.1927年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这两个帮会改组为同业公会,分别成立了银行钱业公会和钱邦公会,初具现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性质。之后,国民政府命令整理民众团体组织,钱庄、银号组成银钱业公会。但因当时成都只有中国、聚兴诚两家银行是经财政部批准备案的合法银行,不足建立银行同业公会的法定数量,只好与银号、钱庄合并成立银行钱业公会。1934年,军阀战乱结束,川局渐趋稳定,一批渝帮银行来成都开拓业务,设立分支行处,使成都的银行数量达到建立同业公会的法定数量。经过精心筹备,1934年5月,成都银行公会宣告成立。1934年5月至1943年8月是成都银行公会的委员制时期；1943年9月至1949年12月是理事制时期。　　 抗战爆发之前,成都银行公会因成立时间不久,组织机构尚未健全,其主要活动是在寻找自我定位、自我完善中努力履行辅助同业发展的职责。如:通过不断完善内部组织机构而具有更多的“现代性”因素,以改进管理方式,更好的服务于同业发展；通过应对渝钞风潮和地钞危机,使金融秩序趋于稳定,维护行业整体利益；通过辅助政府推行金融政策,发挥了维护同业利益及协助政府行政的双重职能。　　 抗战爆发之后,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后方成为“国家民族最后生命之所寄托”,被认为是“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因此,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大后方的开发建设,国家银行纷纷来川,为成都银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同时,其他各省银行或因省区沦陷,或因临近战区,也相继来川设行,成都的银行业可谓盛极一时。这一时期,成都银行公会得到快速发展,其主要活动是:辅助遵行各项战时金融法规；组织会员参加各种无偿捐献活动；统筹会员承担各类借贷款项。通过这些活动,成都银行公会逐渐衍生出较大的社会效应,获得社会各方的重视,成为成都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民间组织。也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一定的贡献。　　 抗战胜利之后,成都金融业在维持一段时间的繁荣后,便因内战爆发而逐渐势微。金圆券的发行更是对银行业的致命打击,许多私营中小银行经受不住打击,纷纷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这一时期,成都银行公会的主要职责是组织会员银行对中小工厂予以贷款,资助成都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以维持生产,安定社会.当然,成都银行公会迫于政府威力,也曾协助国民政府催促会员银行,以银钱外币交兑形同废纸的金圆券,损害了会员的利益。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四川金融货币,至此全面崩溃。成都银行公会就此解散,退出历史舞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层面来探讨成都银行公会在推动成都金融业现代化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实际效应:从成都银行公会的内部治理机构入手,考察它的组织设置及运行机制；通过对成都银行公会的会员概况和基本功能的剖析,揭示它在谋求同业团结,维护行业秩序,推动金融业发展等方面的努力和实际取得的效果:通过对成都银行公会从事活动的分析,揭示它在维护行业利益和辅助政府管理方面所具有的双重职能；通过分析成都银行公会的对外关系,挖掘它在成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