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士人大多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们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是“做官”，他们通过入仕做官表达自己的政治情感，因此，他们对做官的态度和情感就是对政治的情感。但是也有一部分士人把自己孤立于官场之外，他们通常的手段就是归隐，成为隐士。隐士阶层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是消极的和排斥的。他们具备入仕的能力，但是却游离于官僚政治系统之外，有时甚至对统治者的多次招手不屑一顾，这就是士人中的隐士阶层。　　本文对汉代中后期隐士的隐居做出了政治学的阐释。首先，隐士作为士人群体的一部分，具备士人的群体特性——文化属性，他们以道的承担者自居，“士志于道”成为士价值理想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士人的基本品性。其次，士人的培养从一开始就没有脱离政治，学校教育与政治息息相关。在汉代大一统的官僚政治建立以后，无论是学校教育制度，还是士人入仕的制度设计，都开始实现规范化。全新的官僚体制需要吸纳大量的士人入仕，从宏观的政治结构来看，从西汉武帝开始，士人入仕的可能性空间变得十分广阔，士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官僚系统，实现自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官僚系统以后，他们则完全受到政治权力的压制，士人面临的来自官僚系统的种种压力使他们很难保持“以道自任”的群体特性。士人入仕做官面临着很多政治风险，特别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宦官和外戚交替专权，许多卷入仕途并坚持以道自任的士人都受到了当权者的迫害，士人入仕的风险加大，而士人入仕的制度空间则随着私学的兴盛，士人规模的壮大而受到压缩，加之东汉统治者对隐逸的尊崇，这就使得隐的空间更为广阔，在这样宏观的政治情势下，士人作为微观主体做出了“隐”的政治选择，成为隐士，这也是东汉中后期隐士大量增加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