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实践是人类生存的伴生物,也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技术实践的发展,它给人类创造了各种便利,也引发了许多负面问题。为此,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实践的和谐性可以为现代技术实践提供某些借鉴。和谐思想和技术实践是“中国古代技术实践的和谐性研究”的两个出发点。通过比较中西方理解和谐思想的异同,我们发现,中国古人的和谐思想是以“人”为中心的,内容包括人的身心和谐(生理之和与心理之和),人与人的和谐(家庭之和与社会之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等三个方面。中国古人认为,和谐以“不同”为前提,和谐状态是需要人类努力争取实现的,其实现方法是协调而不是斗争。技术实践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通过一定的手段、工具,通过一系列的行为作用于直接或间接的自然材料(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对象可以按照主体的目的而有所改变,同时,主体自身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技术实践不是“技术”与“实践”之外的独立概念,而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的概念。技术实践强调了技术本质的动态性、过程性、主客之间的相互作用性。在中国古代社会,技术实践的特点分散于“技”、“术”、“工”、“器”“匠”、“巧”等术语中。词源意义上的“和”与技术实践又具有某些相关性。“和”的两个古体字为“(?)”与“盉”,最初都代表技术实践制品。而且,“和”之“调”的动词释义以及“顺”的名词释义与技术实践的手段与目的相一致：前者与技术实践的“调试”方法相类似,后者与技术实践的目的相统一。中国古代技术实践的和谐性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主体对“天道”的追求反映出技术实践主体的理想和谐。他们期望通过技术实践,超越技术实践,从而企及“天道”。理想和谐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但却是普遍的,无处不在的。具体而言,理想和谐可以具体化为各相关因素间的和谐,包括技术实践主体与他人间的伦理和谐,技术实践主体与工具的互融性和谐,技术实践主体、工具、客体间的有机和谐,以及顺应自然的生态和谐与经世致用的社会和谐。中国古代技术实践具有和谐性的原因可以分为外因与内因。自然经济结构与社会等级体系具有外在强制作用,是技术实践产生和谐性的外因。古人的自然观与思维方式具有内在驱动作用,是技术实践产生和谐性的内因。中国古代技术实践之和谐性的困惑及意义。中国古代技术实践之和谐性的困惑主要表现为,在追求技术实践各要素间的和谐过程中,古人具有重“技艺的积累”轻“工具的变革”,重“经验的运用”轻“理论的提升”的倾向。和谐性既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古代技术实践在手工业水平上的辉煌,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技术实践在机器水平上的落后。然而,针对现代技术实践存在的问题,中国古代技术实践的和谐性可以为之提供某些参考。从根本上讲,中国古人在技术实践过程中追求各相关因素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古代技术实践之和谐性的实现方式也是明确的,即调和各种关系,在调合中寻求最佳的组合模式。现代技术实践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并且以此确定其发展方向。一方面,现代技术实践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实践又需要直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