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对司法权的分析入手，在探讨司法体制的现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的基础上，立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把握，提出了关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不成熟的思路。正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司法体制及其改革的价值目标”。笔者首先通过对司法权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比较，考察了前者区别于后两者的四个主要特性——终局性、被动性、独立性、中立性，进而析出司法权的三个构成要素即条件要素、程序要素和效力要素，并据此明确了司法权的外延，将其界定为国家审判权，同时从应然的角度将检察权和警察权排斥于司法权之外。根据司法权的概念，从司法体制与政治体制关系的角度，本文阐明了司法体制的概念，明确了司法体制的内涵和外延。 接下来，本文回顾了新中国司法体制的创设和发展历程，并着力考察当前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论证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从法院自身体制的角度看，主要是与行政区划相对应设置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做法使人民法院对地方党政部门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致使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产生和蔓延；法院内部行政审批案件和上下审级之问的请示、批复制度导致司法行政化倾向；法官不定编、法院编制使用不合理、法官与司法行政人员和司法辅助人员混同管理等，降低了司法职业化水平。从宏观层面上看，主要是没有理顺执政党司法机关的关系，存在党司不分、以党代司的现象；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尚欠规范，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影响了司法独立；司法权对行政权依赖较大，而对其制约不足，破坏了国家权力平衡；检、警权力过大，有‘阵公权均衡理论。 在上述立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即建立正义、高效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体制。该目标表明，追求司法正义和司法效率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笔者将正义的最一般概念引入司法领域，提出“司法正义是指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律预先设定的规则和程序，不偏不倚地适用实体法律，以矫正业已发生的侵害社会主体法定利益的行为，救济受侵犯者，维护法律秩序，而体现出的价值标准”，并将司法正义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将经济学的效率观念引入司法领域，提出“司法效率指司法活动投入与产出的比率”，认为司法 2追求的是正效率，并指出高效司法的基本要求一是以单位成本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司法产出，二是在司法产出一定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司法成本的投入。 本文第二部分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和途径”，从法院自身的体制改革和调整司法与执政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等的关系两个层面阐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途径和内容。 在法院自身体制改革方面，首先要改革法院的领导体制。彻底打破按行政区划设置地方法院的格局，综合考虑各地区的民族及人口分布、语言和文化传统习惯、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受案数量等情况来设置高级及其以下各级人民法院；与此相适应，改革法院领导体制，撤销各级法院党组，建立各级法院党委，实行上下垂直领导，由中央财政统一拔付法院系统经费，改变高级及其以下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的体制，全国法院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其次要改革法官制度，建立“精英化”的人事管理体制。要实行法官定编，法官与助理人员、政工和后勤人员分离管理，做到‘吵而精”；开办全国统一的法官资格考试；实行严格的任职资格制度；其他人员与法官分离，将助理 3审判员和书记员合并管理，实行法官助理制度；设置严格的法官任免程序，增强法宫任命的神圣感；提供严密的3主官身份保障，实行法官不可更换制、法官专职制；并给予法官较高薪金。第三，调整内设机构；改革审判决策机制。裁减、合并审判业务庭，转变业务庭职能；撤销高级及其以下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在审判业务庭内设立大合议庭审理重大、复杂和疑难案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只保留司法解释权；改革合议庭，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设立大、小合议庭，作为独任庭以外的基本审判组织。同时建立独任庭和大、小合议庭之间的案件移送制度。 在调整司法机关与执政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调整司法机关与执政党的关系，改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撤销地方各级党委政3去委；科学设置党的领导内容，实现从具体的业务领导向宏观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的转变。其次，要调整司法机关与权力（立法）机关的关系。将国家权力分为主权和治权。主权由全国人大行使，最高治权分别由立法院、国务院、最高法院、监督任免院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督任免权；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由法院审查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行为；由监察任免院专事执法监督权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