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通过制约权力和对保障权利,在市民社会和国家和的二元互动发展中实现了其根本之义。因此,将法治置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二者互动中考察,会获得更根本、更深入的把握。换句话说,对于依法治国的研究来讲,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法治而言,它无疑是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果实,只不过,这一文明果实源自于西方世界。法治在西方社会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根、发芽,故言法治的历史渊源在西方十分深厚。就我国的实际来讲,我国本系典型的德治国家,论及法律传统,可谓先天不足。因此,对中国法治进程来讲,其后发外生性,决定了我们不可简单照搬西方的法律规则,更不可照抄其法律框架下的各项设置。而是应当构建现代法治深层的、内在的本土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应当超越所谓现代与传统或后现代与传统,超越东方与西方的种种差别。惟此,法治才有可能照进中国的现实,中国的法制化进程才可能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本文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基点,深入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与依法之治,据此寻求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制之制的契合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