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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不仅是法律或社会问题,其涉及的范畴也不仅限于法律知识和社会工作技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情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在家庭暴力话语的权力运作和历史变迁中,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意图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人民日报》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分析,考察影响相关话语生成的权力运作、社会制度、媒介发展等因素,并探究这些因素与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权力运作间的关系。本研究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党报如何构建家庭暴力受害者形象?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大众传媒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理解和建构发生了何种变化?这一变化如何呈现在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中?影响这种呈现的权力运作和政治环境是什么?本研究不希望简单停留在对家庭暴力受害者形象建构的分析,而是尝试进一步发掘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影响因素,从历史的维度来分析家庭暴力受害者与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之间的关联。
第一章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样本进行了分析。首先,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样本的数量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其次,检验出样本的样式、体裁、内容、主题、强调主体等变量变化均与年代变迁之间的相关性。其中特别关注了“消息来源”,通过年代区间及消息来源比例的交叉分析可以发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警方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官方话语,随着时代发展比例在不断扩大。最后,以框架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对相关样本展开文本分析。总体来看,弱势、无能等家庭暴力受害者形象建构贯穿着所有年代,降低了社会对其认知和接纳的可能。具体来看,不同年代间的框架使用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时代变化。
第二章是家庭暴力受害者报道话语变迁分析,从话语的宏观层面变迁、价值判断及话语修辞变迁和话语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总体分析,并得出了不同层面中家庭暴力受害者媒介话语的变化。
第三章是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历史变迁研究。通过文本的变化,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2000年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国际人权,而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为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呈现在《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面中。形象呈现方面,大多以“被保护”人群的形象出现,较少讨论归因包裹。2000-2005年间,开始动员社会关心关注家庭暴力受害者,尤其是从政府立法层面讨论这一问题,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家庭暴力的定义、对家庭暴力施暴者的权利限定及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机制。2006-2013年间,各类妇女、儿童保护组织相继发展,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态势,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这类机构逐步完善,成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主力军。在形象层面,家庭暴力受害者成为了模范和典型人物为主角的报道的配角,这种报道形式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群体悲惨、软弱、无能的烙印。2014年后,家庭暴力受害者报道逐渐细化,关于个案的描述显著增多。同时,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大众媒介在建构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社会管控和福利关爱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家庭暴力受害者相关的福利政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福利关爱为框架的报道显著增多,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意识形态形象不再明显,转而以各类司法立法等社会管控措施的隐性方式体现,去到了过去那种道德化及泛政治化的形象建构,逐渐在“法律”的概念中理解和建构这一群体,减弱了这一问题的社会烙印。
第四章内容为结论阐述、研究的限制以及研究展望。本研究意图通过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变迁的分析,对这一话语进行整体的、理性的审视,探寻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变迁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及历史原因。
第一章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样本进行了分析。首先,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样本的数量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其次,检验出样本的样式、体裁、内容、主题、强调主体等变量变化均与年代变迁之间的相关性。其中特别关注了“消息来源”,通过年代区间及消息来源比例的交叉分析可以发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警方和法律专业人士的官方话语,随着时代发展比例在不断扩大。最后,以框架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对相关样本展开文本分析。总体来看,弱势、无能等家庭暴力受害者形象建构贯穿着所有年代,降低了社会对其认知和接纳的可能。具体来看,不同年代间的框架使用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时代变化。
第二章是家庭暴力受害者报道话语变迁分析,从话语的宏观层面变迁、价值判断及话语修辞变迁和话语框架等方面进行了总体分析,并得出了不同层面中家庭暴力受害者媒介话语的变化。
第三章是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历史变迁研究。通过文本的变化,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2000年以前,更多关注的是国际人权,而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为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呈现在《人民日报》的国际新闻版面中。形象呈现方面,大多以“被保护”人群的形象出现,较少讨论归因包裹。2000-2005年间,开始动员社会关心关注家庭暴力受害者,尤其是从政府立法层面讨论这一问题,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家庭暴力的定义、对家庭暴力施暴者的权利限定及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保护机制。2006-2013年间,各类妇女、儿童保护组织相继发展,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态势,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这类机构逐步完善,成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主力军。在形象层面,家庭暴力受害者成为了模范和典型人物为主角的报道的配角,这种报道形式进一步加深了这一群体悲惨、软弱、无能的烙印。2014年后,家庭暴力受害者报道逐渐细化,关于个案的描述显著增多。同时,和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不同,大众媒介在建构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社会管控和福利关爱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家庭暴力受害者相关的福利政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福利关爱为框架的报道显著增多,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的意识形态形象不再明显,转而以各类司法立法等社会管控措施的隐性方式体现,去到了过去那种道德化及泛政治化的形象建构,逐渐在“法律”的概念中理解和建构这一群体,减弱了这一问题的社会烙印。
第四章内容为结论阐述、研究的限制以及研究展望。本研究意图通过对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变迁的分析,对这一话语进行整体的、理性的审视,探寻家庭暴力受害者话语变迁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及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