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的“戏剧化”诗学体系主要是在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诗学(主要指新批评派及其对应的以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诗)和西南联大诗人群的诗歌实践综合影响下建构起来的。宏观上,袁氏诗学与新批评派理论之间确乎存在某种“源流”关系,总体上可以用“戏剧化”概括,具体表现在诗歌内质与表现形式两个方面。同时,袁氏诗学的“戏剧化”也抓住了西南联大诗歌的宏观特征。在诗学建构过程中,对西南联大诗歌创作实践的观照使得袁氏诗学带有强烈的“本土性”特征。从“人的文学”的立场出发,袁氏诗学形成了一个“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体系,这一体系与以“科学主义”为基本立场的新批评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诗歌经验的性质上,袁氏诗学与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论分道扬镳,主张表现诗人主观体验与反映客观社会现实相结合,也即“表现论”与“反映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以艾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派则倡导一种有关世界＼现实“客体”的知识,否定诗歌是主观删的表现或现实的反映。在对待诗歌与现实关系上,袁氏学肯定现实是诗歌所要反映的重要对象；新批评派虽然在诗歌与现实的问题上迥别于其他形式主义派别——肯定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却否定诗歌对现实直接、客观的反映,而是主张诗歌要表现更深层次的“现实”,即有关世界的“客体”、现实的“秩序”等问题,更带有一定的“形而上”色彩。以上差异也最终决定了两种诗学在“本体”层面的不同。“现代化”取向使新诗在主体与世界诸方面打开了广阔丰富的生长空间,也为本土创作逸出过度“依赖”新批评派的袁氏诗学提供了可能。在诗歌性质上,西南联大诗歌突破了袁可嘉“理性”诗学的框范而向“非理性”领域开掘(这也是二十世纪人本主义思潮的革命性转向,因而意义重火)；在诗歌美学上,西南联大诗歌主题意识的“失衡”突破了带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袁氏诗学所追求的“和谐”、“平衡”：在方法论上,西南联大诗歌越出了袁氏诗学“客观化”表现方式的构想,从而使抽象思辨式的表现方式在诗学意义上得以成立,这种“抽象思辨”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的突围。